飞渡长江，狂飙直下上海市

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序幕揭开以后，中央曾对华野渡江作战有过几次计划：

第一次是 1947 年 7 月 23 日，当刘邓大军挺进鲁西南之时，军委提出“叶、陶两纵队（指华野第一、第四纵队）出闽浙赣，创造闽浙赣根据地”的设想，并要两广纵队随同南下。在刘邓大军决定提前进入大别山，华野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第十纵队转入鲁西南后，中央军委认为在鲁西南需要重兵钳制敌人，保障刘邓南下，分散南进，对全局不利，放弃了这一计划。

第二次是 1948 年 1 月 27 日，中央军委命我率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一个兵团，渡江南下。5 月初，中央同意了我提出的关于三个纵队暂不过江在黄淮地区歼敌的建议。要求在 4 个月至 8 个月内，华野主力在汴徐线南北地区歼敌。豫东战役的胜利，证明了在黄淮之间确有大量歼敌的条件，军委于 7 月 13 日电示：“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一九四九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14 日提出华野“争取冬春夺取徐州”，九月中央会议又决定

解放战争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作战。这就又一次推迟了渡江时间。

第三次是 1948 年 10 月 11 日军委改变了“冬春夺取徐州”的计划，提出：淮海战役（当时，战役目的仅是歼灭黄伯韬和海州、两淮地区之敌）结束后，估计此时“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华野“仍应分为东西两兵团，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以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出豫皖两音，协同刘邓攻取菏泽、开封、郑州、确山、信阳、南阳、淮河流域及大别山各城”，并指示 1949 年 1 月休整，2 月西兵团转移至中原，3 月至 7 月协同刘邓开始上述作战，“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

关于渡江问题，我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员，也经常在考虑。我是把它和未来的南线决战联系起来考虑的，这涉及到以什么样的战法、在江南还是在江北和在什么时机同敌人进行南线决战的问题。豫东战役的胜利证明，适时扩大战役规模，组成更为强大的野战兵团。以对付敌人的高度集中，比以较小的野战兵团，寻歼较小目标的敌人，对我更为有利，发展下去，势将成为我军同敌人主力的决战。济南战役，敌人南线 3 个兵团在我前沿徘徊，不敢北上交手，说明敌人是在避免不利条件下与我打大规模之仗，也说明我对敌进行决战的有利条件已逐渐成熟。同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保障条件。我认为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又以在徐蚌地区决战为最有利，因为徐蚌地区不仅地形宽阔，通道多，适宜于大兵团运动；而且大部地区是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背靠山东和华中老根据地，距华北也不远，人力物力的支援将更为充裕和便利。但是，是否在江北决战，还要看全局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中原野战军参加淮海战役和辽沈战役的胜利，把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这个现实性显示出来了。于是我们于 1948 年 11 月 8 日辰时电报中央军委，提出如果各老解放区尚能对战争作较大支持，以迫使敌人在江北与我决战为有利。我们于歼灭黄伯韬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转向徐蚌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我们的建议符合中央军委的意图。9 日毛泽东同志为军委起草的复电指出：“齐（八日）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将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重大决策将大大有利于我军尔后的渡江作战和在长江以南的作战。因此，当决战胜利即将到来之时，接到中央军委 12 月 12 日的来电，军委决定大约在

1949 年 5 月或 6 月渡江。中央指示在淮海战役结束后，华野、中野两军休整两个月，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雨衣、货币、炮弹、治疗药品、汽船等）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占领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平汉以东、大海以西诸城镇，主要是安庆至南通一带诸城镇，控制长江北岸，然后再以相当时间最后地完成渡江的诸项准备工作，即举行渡江作战。并指示华野、中野两军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浙江、福建两全省、江西一部，并夺取芜湖、杭州、镇江、苏州、南京、上海、福州诸城而控制之。这次军委渡江决定与以前几次不同，这是在南线同敌人进行了战略决战，将南线敌人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之后渡江。我不禁为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决策的英明和战局发展的顺利而感到格外振奋。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已濒临总

崩溃的境地。国民党军在两年多的作战中，共损失 495 万人，蒋介石赖以发

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主力部队，已被我歼灭殆尽。残存的作战部队不足 150 万人，而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已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政治上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愈演愈烈，逼迫蒋介石下野。一些高级将领公开要求蒋介石停战言和。经济上财政已山穷水尽，物价飞涨，工商企业纷纷倒闭，农村经济迅速破产，民怨沸腾，发炭不可终日。总之，国民党当时的形势是军事上主力被歼，士气丧尽，政治上众叛亲离，人心失尽，经济上财政崩溃，力量耗尽。

我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多的作战，已经由 120 多万人增加到 400 万，

其中野战军已发展到 218 万人，装备进一步改善，士气高昂，大兵团作战经

验更加丰富。南方各省游击队武装也有很大发展，总兵力达 5 万余人。两年来，我军已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总面积达 260 多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有 2 亿。

我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迅速扩大，大批民主人士纷纷来到解放区，准备参加我党建议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人民民主联合政府，长江以南国民党的不少地方实力派也与我党进行联系。

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编组训练部队，以便卷土重来，于 1949 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21 日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和我党实行谈判，但实际上蒋介石仍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在幕后操纵一切，就在蒋介石下野的前后，先后召见、任命一些高级将领，并布置了长江防线。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主席于 1949 年元旦，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 的新年献词，指出，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1 月 14 日，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

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七届二中全会胜利召开，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还说，“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总之，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 1949 年是要向长江以南进军的，和平谈判成功了，我军即用和平的方式渡江，和平谈判下成功，即用战斗的方式渡江。所以党中央在准备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要求我军加紧进行以战斗方式渡江的准备。

从 l949 年 1 月起，国民党政府在和谈烟幕下，加紧修建长江防线，将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的军事，会同驻在武汉的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共同负责长江防御。其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持淞沪，然后待机反攻。”敌人

防御部署是：汤恩伯指挥的 75 个师，约 45 万人，布防于湖口至上海 800 公

里的地段上（重点置于南京、上海之间），其中在江防第一线的有 54 个师，

位于浙赣路上担任第二线防御的有 21 个师。白崇禧指挥的 40 个师，约 25

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近 1000 公里地段上，其中在江防第一线的有 27 个

师，在第二线上有 13 个师。另以江防舰队和第二舰队共 130 余艘舰艇，分别

位于长江中、下游，以 300 余架飞机分置于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协同陆军进行防御。敌人防御的明显特点是第一线兵力单薄，纵深空虚。

在此期间，我们组织全军学习毛主席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中央政治局会议 1949 年 1 月 8 日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广泛展开新区政策、城市政策的学习，进行纪律教育，为我军渡江南下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月 1 日，总前委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并在 4 月 3 日得到军委批准。纲要指出：我军的战役目的是，以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歼灭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及浙赣线蒋军的全部或大部，占领苏皖南部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渡江战役预定 4 月 15 日发起。

4 月 10 日，军委给总前委并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发来电报说：“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 4 月 15 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我当即召集前委讨论，并于当日复电军委，报告了长江下游水情——如延长一月，则江水上涨，又临雨季，现我方小船占 2／3 在江水上涨情况下难于在江中行驶，并提出了我们的看法：“我不知道李（宗仁）签字后能否统率蒋军，其内部会起何种变化，如协定不成再行渡江，则镇江下游较为困难⋯⋯如仍需强渡，则依原定（时间）为好，或将渡江重点置安庆、南京段，江阴下游实施佯渡，但如此不易截断敌向沪杭退路。”同日，二野也向军委建议按原定时间渡江为宜。总前委则提出“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的建议。军委在考虑了总前委及二、三野的意见后，根据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于 11 日夏电总前委并告粟张、刘张李：“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4 月 12 日，我向军委和总前委建议，为渡江便利计，不要再推迟至 22 日以后，“以二十日前后为最好”。4 月 18 日军委指示总

前委及二、三野于 4 月 20 日开始攻击，22 日实行总攻。当日总前委给二、三野发电提出：“整个战役从二十日晚开始后就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就应该先过江，不必等齐。”总前委还估计，东集团在渡江后可能遇到严重的战斗，因此决定中集团较东、西两集团提前一天渡江，以便能有力地支援东集团作战。

4 月 20 日晚，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当晚 20 时，

我中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首先发起突击。第一梯队 4 个军（第七兵团之第二十一、第二十四军，第九兵团之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在我强大炮火掩护下，21 时许，攻占了黑沙洲、鲫鱼洲、闻新洲、紫沙洲等江心洲，并逼近南岸，突破敌人长江防线，建立了滩头阵地，继续向纵深发展。敌人在一片混乱中，仓皇南逃。21 日我军攻占了铜陵、顺安、繁昌等城镇。我中集

团突破江防后，汤恩伯即派机动部队第九十九军前往增援，增援部队甫抵宣城，敌江防部队已放弃阵地，第九十九军即向杭州逃窜。22 日中午，中集团突人敌人防御纵深已达 50 公里。 23 日，中集团第二梯队的各军也全部渡到南岸。

21 日夜晚东集团在三江营至张黄港段，西集团在枞阳至望江段，同时发起了强大的突击。我第十兵团第一梯队之第二十二、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首先在天生港、王师塘、长山等地突破敌江防阵地，登上南岸，连续打退了敌人多次反击之后，于 22 日中午进抵百丈镇、南闸镇、秦皇山、香山之线。

建立了正面宽 50 公里，纵深 10 公里的滩头阵地，并继续向纵深进击。当日，江阴要塞守敌在我秘密党员内应下宣布起义，我第二十九军占领要塞，控制了所有的炮台。我特纵炮兵封锁了长江，断绝了敌舰东逃的航道。23 日，占领常州、丹阳等城，切断了京沪铁路。

我第八兵团之第二十军，在龙窝口至永安洲段向扬中岛发起突击。22 日占领扬中岛，23 日渡过夹江，登上南岸，并乘胜向纵深发展。该兵团位于南京、镇江正面的第三十四、第三十五两军，于 23 日晨占领镇江和浦口、浦镇，当晚占领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国民党留在南京的部分政府机构，在李宗仁率领下，已仓皇撤向广州。

西集团（第二野战军），由马当至贵池段强渡成功，占领了贵池、彭泽等地，主力直趋浙赣线，迅速割裂敌汤恩怕、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

国民党的海军除第二舰队在南京附近江面起义外，一部分在镇江附近江面向我投降，另一部分逃往上海。

南京是国民党统治中国人民达 22 年之久的政治中心。南京解放的伟大意义，正如中共中央的贺电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江南千百万人民迅即重见天日，全国欢腾，环球鼓舞。”

我军神猛迅速，一举突破江防，敌人的长江防线，土崩瓦解。随即，我们组织了郎溪、广德围歼战，这是一大胜利，因为如果不将这 10 万敌军歼灭，让它进入杭州，这座名闻中外的秀丽古城将遭受一场浩劫。当时我还很耽心我国当年最长的现代化的钱塘江大桥受到破坏。所以再三嘱咐要抢占钱塘江大桥，我先头部队到达时，敌人来不及爆炸大桥就为我消灭了。三野在郎广围歼战中加上在长江南岸边及追击途中歼灭的敌人共 13．9 万余人。江防之敌仅第五十四军及第五十一军之一部，在我追击部队到达之前逃到上海。

在我围歼郎广地区之敌的同时，我第七兵团在谭震林同志指挥下加速向杭州挺进。 28 日占领宁国，5 月 1 日占领孝丰，5 月 2 日占领余杭，5 月 3

日，进占浙江省会杭州，5 月 4 日至 7 日，第二野战军占领了上饶、贵溪、横峰、金华、衙县等地，控制了浙赣线，切断了汤恩伯集团和白崇橹集团之间的联系。在此期间，第四野战军一部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占领了孝感、黄陂，逼进武汉地区，完成了牵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渡江作战第二阶段胜利结束。

郎广围歼战结束之后，我就把指挥的重点转到攻占上海这方面来了。中央军委和总前委考虑，由于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要求我第

三野战军暂不要进攻上海，而且也不要靠近上海，不要惊动敌人，不使其过早地退出上海，以免仓促进去，陷于混乱，同时令第二野战军主力集结于浙赣线休整，随时准备支援我三野作战，并准备应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

这时敌军退守上海的部队，有 8 个军，25 个师，加上军舰 30 余艘，飞

机 120 余架，共约 20 万人。

由于接管上海的准备尚未做好，我们不得不推迟了攻占上海的时间，敌人却利用时间在上海大肆抢劫物资从海上运走。5 月 6 日，中央军委指示，为了阻止敌人劫运物资，可先占领吴淞、嘉兴两点，以切断敌劫运物资和退逃之路。但不改变推迟占领上海的计划，要我们部署进行。

军委的这一指示，与我们设想的第三种打法不谋而合。我们于 5 月 7 日已时上报了作战方案；以第二十九军并配属两个炮兵团攻占吴淞、宝山，以第二十八军主力控制太仓、嘉定，以第三十军攻占嘉兴、嘉善、平湖，乍浦、金山卫线，为防敌向南汇、川沙撤退，以第三十、第三十一军进入浦东截敌退路。并预定 12 日、13 日发起攻击。5 月 8 日，军委给我和张震同志的复电说：“（一）同意七日已时电部署，请即照此执行；（二）和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退路封闭是很必要的。”军委此电同时发给了总前委。

根据军委指示，我于 5 月 10 日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

自我钳击吴淞以后，敌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陆续从市区调来吴淞及高桥 3 个军，市区更加空虚了。这对吸引敌人在郊区作战，保持城市的完整是很有利的，完全符合我们在战前的设想。但吴淞两侧濒江临海，正面狭窄，河流纵横，我兵力展不开，优势难以发挥出来。所以每攻克一点，伤亡消耗很大，战役时间拖长，而市区虽然已经空虚，因受接管准备时间的限制，不能乘虚攻占。

有鉴于此，5 月 8 日辰时，我与张震同志联名向军委、总前委建议：如对沪攻击已不受时间地区限制，我们意见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北线力求楔入吴淞，而以第九兵团主力先解决苏州河南与南市之敌，尔后会攻苏州河北，如此实施，则我楔入敌之纵深不致被动。“惟不知接管准备与其他方面是否已准备完毕”。

当日，总前委复示：“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19 日，又得到中央军委电示：“在上海已被我军包围后，攻城时间似不宜拖得太长，你们接收准备工作已做到何种程度，是否可于五月二十五日前后开始攻城。”于是，我们制定了总攻的部署，并于 21 日午时上报了军委。部署将总攻分为三步：第一步全歼浦东之敌；第二步夺取吴淞、宝山及其外围阵地，完成对苏州河以北地区敌军之包围，攻占苏州河以南并沪西区及南市区全部；第三步聚歼可能溃缩在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以南的江湾地区之敌，达成全部攻占淞、沪全区之目的。这个部署上报后，军委于 22 日复示：同意 21 日午电所述之攻沪部署，望即照此执行。

26 日，各部攻占吴淞、杨行、宝山、江湾、大场及苏州河以北之市区。当日，残留在杨树浦等地之敌人，在敌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率领下向我投降。27 日肃清了在市区的残敌。至此，上海战役胜利结束。

（选编自《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599—62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