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斗凶顽求发展

1940 年 7 月，纪念抗日战争三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卓有远见地明

确指出：“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在这之前的两个月，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中，尖锐地提出了要敢于放手发动群众， 敢于在日军占领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严重性要有足够的认识，要有充分的精神和组织准备等一系列极为重要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正确意见，是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及发展趋势提出来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都是很强的。就国内来说，1940 年冬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以他的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发表了臭名昭著的“皓”（10 月 19 日）“齐”（12 月 8 日）两电，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污蔑，强令黄河以南的抗日部队限期撤至黄河以北。我党为顾全抗战大局，在驳斥蒋、何、白造谣污蔑的同时，表示可将在皖南的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国民党一方面在电台上大肆宣传皖南新四军将要北上的消息，实际上要求日本人封锁长江，阻止新四军渡江；另一方面又调兵遣将， 阴谋伺机歼灭新四军于北上途中。

毛主席的重要意见和当时严重的形势虽然引起了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的极大注意和重视，但极个别存有严重右倾观点的同志，并没有很快觉悟。时过不久，1941 年 1 月，新四军 9000 余人，在泾县的茂林遭到国民党

军 8 万亲人的伏击。血战 7 昼夜，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及众多干部被捕，副

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被害，除 2000 余人突围外，其余同志大部分壮烈牺牲。这就是被毛主席称为“惊天动地的大事”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命令陈毅同志为新编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毛主席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重要谈话，揭露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罪恶目的，警告日蒋反动派“放谨慎一点”“仔细⋯⋯自己的脑袋”，大义凛然地指出：“⋯⋯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时局不论如何黑暗，不论将来尚须经历何种艰难道路和在此道路上须付何等代价， 日寇和亲日派总是要失败的。”

凶残的敌人给我们增加了巨大的悲痛，也增加了我们战胜敌人的力量。“皖南事变”后，毛主席代表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了关于《打退第二次

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指示，为我们坚持敌后斗争指出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和政策。

（选编自杨得志：《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42—245 页。作者时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