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母亲的怀抱

1936 年 10 月下旬，秋高气爽，黄叶纷飞，奉命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徐向前同志和陈昌浩同志率领三十军、九军、五军共 2．1 万人，于 25 日从靖远河包口（虎豹口）西渡黄河天险。 10 月 31 日，胡宗南的部队推进到郭城驿、大芦子地区，并进占靖远一带黄河渡口，把渡口卡住，河东和河西部队，从此就被敌人切断了。

由于河东敌人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各部推进得很快，宁夏战役打不成了。11 月 10 日，我们收到取消宁夏战役计划，过河部队改称西路军，任命陈昌浩政委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总指挥为副主席的电报。电报还指示，西路军沿河西走廊西进，在甘北适当地区站住脚，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后来来电，指明在永昌建立甘北根据地。

11 月中旬，西路军从赵家水西进，向平（番）、大（靖）、古（浪）、凉（州）地区发展，到河西走廊去创立甘北根据地。很快地占领了古浪、永昌和山丹，但旋即遭敌反击，仗打得很艰苦。11 月 15 日，我红九军袭占古浪城后，16 日拂晓，敌人集中 3 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和 4 个民团，在飞机、

大炮掩护下，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经两日激战，共毙伤敌 2000 余人，我亦伤亡严重，军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六师政委易汉文等同志，均在战斗中牺牲，我军不得不撤离古浪，部队元气大伤。

到 12 月上旬，我西路军奋战 1 个月，歼敌 6000 多人。但敌人得到不断补充，我军得不到补充，全军由过河时的 2．1 万人，减至 1．5 万人，战斗力大为减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路军奉命执行西进任务。 12 月下旬。撤离了山丹、永昌地区，冒着凛冽的风雪向西挺进。12 月 30 日，红五军进入临泽具城。 1937 年元已，又一举攻占高台。守敌 1400 多人全部投降。红

九军一部，攻甘州未克。不久，敌 2 万多人在马元海率领下，蜂拥追来。敌

以一部牵制倪家营子地区我主力，集中力量于 1 月 12 日向高台进攻。红五军

军长董振堂同志，带领 3000 人死守高台，与敌浴血奋战。在战斗危急时，我们收到敌人电报，立即报告陈昌浩同志派骑兵师去策应，我骑兵师的马不是战马，子弹少，未经训练，被敌骑兵截击打垮了。1 月 21 日，高台城被敌人攻破，董振堂同志看到敌人冲上来要捉他，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用最后一颗子弹打了自己。在高台同时壮烈牺牲的还有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同志。

此后，我西路军全部集中于倪家营子地区。从 1 月 23 日到 2 月 27 日， 与优势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总计毙伤敌万余人。我军也伤亡惨重，到突围时，只剩下几千人了。

3 月 14 日到石窝，我们的处境更困难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开会决定： 徐向前同志和陈昌浩同志回延安。

中央给西路军的最后一份电报，是在出祁连山之前。电报说：可以走星星峡西进，共产国际己派人通过新疆关系接应你们。到了星星峡，才知道陈云同志、膝代远同志，还有盛世才办事处的一个处长接我们来了。新疆派飞机，给我们送来了新衣服、新武器、新装备。

1937 年 5 月 5 日，我门 800 多人分乘几十辆卡车，离开垦星峡。3 天后， 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住在东门外的一个兵营里。据说，共产国际准备了 200 多辆汽车，运送大批物资、武器和装备给西路军，后来听说在祁连山失败了，就停运了，有的交给了盛世才。1938 年春节前的一天，我们从新疆回到延安的第二天，毛主席就安排接见。我们怀着喜悦而激动的心情， 来到毛主席在延安城内的住处。

毛主席亲切热情他说：四方面军是党的军队，四方面军的指战员是好的， 是跟着党走的，是为党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一定要承认这一点，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对的。

毛主席指出：张国斋在四方面军、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工作上犯了错误，那是张国焘的责任，主要归罪于张国焘。中央也有责任嘛！什么责任呢？

毛主席说：张国焘当中央代表、中央分局的书记，当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的军委会主席，都是中央委派的嘛！中央也有一定的责任。

毛主席鼓励我们：你们都是好同志。你们在工作中也许有缺点、有毛病， 但哪一个同志在工作中没有错误、没有毛病呢？那种所谓张国焘路线残余的提法是不对的，是错误的，我们绝不能这样看。

毛主席谆淳嘱咐我们：你们到延安后，不要背包袱，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为党、为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

毛主席的话，像和煦的春风，吹散了压在我心头上的乌云。说实话，自从西路军失败以后，我们像失散了亲人的孩子一样，如今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母亲，是最了解她的孩子的；党，就是我们的母亲。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幸福，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

（摘自宋侃夫：《祁连山的电波》，见《艰苦的历程》

（下），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43 一 251 页。作者当时为西路军总部机关电讯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