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留守与南下

1 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劲旅

1937 年下半年，日本侵略军气焰嚣张，扬言要在 3 个月内灭我中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在华北战场上闻风丧胆，节节败退。为挽救民族危亡，我党领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开赴抗日第一线，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肩负起抗日救国的历史重任。为了保卫中共中央，保卫全国抗日大本营——陕甘宁边区，党中央洛川会议决定，从三个主力师中留下部分兵力留守陕甘宁边区。南京政府任命我为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整个部队约9000 人。为了加强领导和指挥留在边区的部队，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对内改称留守兵团，并决定由我担任留守兵团的司令员兼政委，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 1937 年 12 月，留守兵团颁布命令实行新的编制序列，将留守部队编为八个警备团，加上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旅部及其所属七七○团、富甘独立营、骑兵营和绥德警备区，共约 1．5 万余人。1942 年下半年，留守兵团并入新成立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1937 年 10 月，中央军委给留守部队下达了“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与积蓄干部”的指示。

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这支部队逐步建设成为一支政治素质好、战斗力强的劲旅，在清除匪患，抗击日寇，反磨擦斗争和大生产运动中，立下了卓著的功绩，胜利完成了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光荣历史使命，并向全国各抗日战场输送了 2000 余名干部，支援了这些地方的抗日斗争。我亲身经历过这段火热的战斗生活，至今回忆起来，是很令人神往的。

留守兵团所属的各部队，有红一、二、四方面军留下的部队和陕北红军，还有地方武装，确是来自五湖四海。这支部队一方面素质很好，绝大多数经过长征，是在残酷斗争环境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部队中共产党员的比例很大，

干部、战士有较高的政治觉悟，有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另一方面由于部队来自各根据地，制度、作风不统一，也存在着组织零乱，游击习气，纪律松懈等问题，不团结的现象时有发生。根据这些情况，怎样把留守兵团建设成为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正规兵团，这是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

毛泽东同志直接关心着留守乒团的建设。他经常过问留守兵团的工作，即使在日理万机，工作异常繁忙的情况下，也总是抽出时间来认真听取我们的汇报，与我们一起研究部队的工作。他经常接见各团的领导同志，了解情况，指示工作，对部队的整顿、生活、学习、战斗、生产，以至一些规章制度的制订，都非常关心，亲自过问。有一次，我向他汇报工作，提起如何抓好这支部队的建设时，他亲切地对我说，要把这支来自各个方面的、比较松散的队伍建设成一支打不烂、拖不垮、具有根强战斗力的正规兵团，关键就在于要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去做，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团结。他指示我们要在于部中做工作，使他们明确留在边区的意义和作用，带好部队，完成中央赋予的光荣任务。他还要求我每天晚上到他那里，谈谈部队的情况，汇报工作。毛主席日理万机，工作繁忙，却那样关心留守兵团的建设，使我充满了建设好留守兵团的信心和力量。

1944 年，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总结了留守兵团的政治工作经验，写成《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这一重要历史文件。这个文件是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政治工作报告，实际上大部分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动手写成的。报告充分肯定了留守兵团政治工作的成绩和经验，指出通过一系列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之后，留守兵团“是充满着战斗热情、生产热情和学习热情的部队，是富于朝气的部队”。报告着重指明，“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是革命的军队区别于反动军队的一个标志。政治工作就是以革命精神教育军队，从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去保证完成党的各项任务。如果没有革命的政治工作，就不可能有彻底维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之所以在抗战中无比英勇，能够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其根本原因就是有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几十年来，这个文件在我们军队的政治工作方面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们特别重视部队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技术的学习，不断提高战斗力。留守兵团不像前方部队的战斗那么频繁，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更多的是靠练兵来提高的。毛泽东同志对留守部队的军事训练也很关心，我每次去向他汇报部队的训练情况，他都非常认真的听取并适时给予很重要的指示，毛主席特别强调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要求团以上干部要研究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要虚心学习前方部队的作战经验；部队训练要少讲多练，要用启发式。我们引导干部、战士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掌握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经过几年军事训练和学习，部队的战斗力有很大提高，从而在实际战斗中能够不断取得胜利。

抗战开始以后，陕甘宁边区的环境是十分复杂的。边区内部有土匪为患；黄河以东，日寇与我们隔河相望；边区的另外三面被蒋介石部署的几十万大军重重包围。但是八路军留守兵团在前方主力部队和边区人民的支援下，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胜利地保卫了边区和党中央的安全。

在抗战初期，因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国民党和日寇利用土匪扰乱边区。当时除零星散匪以外，边区内共有薛子茂、李钦武、赵老五等 43 股土

匪，4000 余人，2000 余支枪。他们打家劫舍、奸淫烧杀，暗杀我工作人员，破坏我地方行政机关和群众组织，无恶不作，使边区人民生活不能安定，社会秩序混乱。因此，及时清除匪患，是保卫边区的一项紧迫任务。留守兵团集中力量，采取在战术上“猛打穷追、堵截合击”与在政治上争取瓦解相结合，军事进剿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经过几十次大小战斗，基本上肃清了这些土匪。当我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土匪已基本彼我剿清时，他对我们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清除了匪患，非常高兴，当即提笔起草了一个电报，通报全国各抗日根据地，表彰了留守兵团。

对留守兵团来说，最经常、最复杂的还是进行反磨擦斗争。 1938 年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顽固派采取对日消极作战，对内积极反共的政策，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每次都对陕甘宁边区进行骚扰、破坏和封锁。我留守兵团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反磨擦斗争。在进行这种特殊斗争时，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坚持“不斗则已，斗则必胜”、“适可而止”的原则。记得 1939 年阎锡山疯狂反共，进攻我党领导下的山西新军时，党中央派王若飞同志和我带着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去秋林镇找阎锡山谈判，毛泽东同志在信中写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阎看后十分害怕，要求把第四句改为“我必自卫”。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当然不会让步。事后，当我们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时，毛泽东同志斩钉截铁他说，一个字也不能改，就是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在陕北反磨擦斗争中，还有几件事给我印象根深，可以从中看出毛泽东同志的高超斗争艺术。

一件事是在 1939 年至 1940 年春，正当日寇加紧进攻华北和陕甘宁边区时，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命令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反动军队侵占我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等五座县城和边境 6 区、

43 个乡。在这个紧要关头，三五九旅奉命于 1939 年 9 月，从山西恒山地区回到陕甘宁边区，驻防绥米地区，有力地加强了河防的守备力量。当时国民党派驻绥德的行政督察专员何绍南，是一个臭名昭著、群众切齿痛恨的反共磨擦专家。王震担任绥德警备司令后，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打掉了何绍南的嚣张气焰，他才有所收敛。不久，何绍南跑回西安，国民党反动派就乘机大肆宣扬，向我攻击。为了向全国人民说明真相，揭露国民党反共伎俩，并把何绍甫彻底赶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我联名，致电蒋介石、孔祥熙、程潜、蒋鼎文等人，要求惩办何绍南，并委任王震为绥德行政督察专员。对于如何处置何绍南，毛泽东同志修改电文时写道：“将该犯官何绍南加以逮捕，并解至陕北，组织巡回法庭，令民众代表参加审判，置之重典，以肃法纪，而快人心。”对于委任王震为专员一事，经毛泽东同志修改后的电文是这样措词的：“查有绥米佳吴清警备区王司令震，前以转战华北，屡建奇勋，近则守备河防，复树劳绩，以之兼理专员一职，实属人地相宜。” 这个电报一方面表彰了王震抗日的勋绩，另一方面揭露了何绍南贪赃在法，弃地潜逃的罪行。这就使国民党蒋介石无言以对，收到了以攻为守之效。

另一件事是在 1941 年：月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制造“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部和 3 个保安旅、10 个保安队共 40 余万军队，严重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同志又让以我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谈陕甘宁边区形势》，经他和张闻天等同志审阅修改，译成外文

发表。文章向全世界介绍了自抗日战争以来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发展情况，详尽地揭露了国民党军队在边区周围制造的磨擦事件和修起的三道碉堡封锁线的反动行径，还把包围边区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番号一一公之于众。这就使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完全暴露。

留守兵团组建以后，干部战士的生活非常艰苦。每个战士平均每天只有5 分钱菜金，衣着都很破烂，有的甚至夏着棉衣，冬着短裤，赤脚履冰雪。

战士每个月的津贴费，只有 1 元线，连 1 双布鞋都买不到。部队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而担负的剿匪、河防等任务却又非常频繁。为了克服物质上的困难，从 1938 年开始，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留守兵团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就把生产作为三大任务之一，在留守兵团各部队都局部地开展了生产运动。

从 1939 年开始，国民党为了适应他们制造磨擦、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需要，采取种种方式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一度给边区的经济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他们的第一手，是在给八路军的薪饷问题上用克扣、拖欠来做文章，在军粮供应等问题上也制造困难。对于那时的困难，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写道：“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这些话一点也不夸张。尤其是 1940 年，旱、病、水、雹、风五大灾害，先后袭来，边区生产遭到严重损失，60 万灾民嗷嗷待哺。林柏渠同志和我曾联名致电重庆赈济委员会，请求拨款救灾，这个赈委会竟然不加理睬。事后想想也不奇怪。国民党的既定政策是把边区几百万军民困死，哪里还会帮助你救灾呢！

正当我们在为战胜困难寻求对策的时候，一天，毛泽东同志把林伯渠、高岗和我找去，对我们说：我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三个办法：第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力，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他的这段话，既风趣，又易懂，像一盏明灯，一下子把我的心照亮了。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回答说：大家部会赞成第三种办法。毛泽东同志听了，笑笑，接着说：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这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至于顽固派对进出边区的物资实行封锁，我们也可以想些办法，来它个反封锁嘛！在谈到军队的任务时，他又笑着对我说：战士们不也都有两只手么？你们就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好了！

紧接着，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向全边区党政军民学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边区军民，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不分东南西北，都迅速行动起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从山峁到山沟，从河滩到原野，到处是开荒种地的人群，到处响起赞美劳动的歌声。那热气腾腾的劳动景象，那战天斗地的生动场面，实在令人感动，催人振奋。

敌人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企图把我们困死、饿死。但他们的目的不但没有达到，相反，我们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通过大生产运动，发展了生产，繁荣了经济，做到了丰衣足食，创造了世界上少有的奇迹。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我们没有向困难低头，相反，困难被我们战胜了。我们是靠什么战胜困难的呢？我想，主要靠的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全党全军上下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紧密团结，加上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和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精神，困难就向我们低了头。毛泽东同志说：人

是要有点精神的。那个时候，我们一心一意想到的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大家都为这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所以任何困难险阻都没有难倒我们。

在 1945 年我离开延安去东北工作之前，毛泽东同志和我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他说，留守兵团是一支好部队，是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的。他充分肯定了留守兵团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充分肯定了留守兵团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的功绩。其实，哪一点不是在他老人家亲自指挥和关怀下取得的啊！毛泽东同志在我军建设上的丰功伟绩，我们永远不能忘怀。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永远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

（摘自肖劲光：《一支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劲旅

——回忆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留守兵团》，见《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67—181 页。作者当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兼政委；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