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瞩与温馨

1935 年 7 月，按照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一、四方面军的部队陆续开拔，分路北进。

我带的一路部队，7 月 6 日从理县地区出发，斗折蛇行，沿黑水河北岸行进。于 7 月中旬，才抵芦花。张国焘、陈昌浩和党中央领导机关，也陆续来了。在那里，我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等同志。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央领导同志，我既高兴，又拘谨，对他们很尊重。毛主席还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我一枚五星金质奖章。这不是给我个人的荣誉，而是对英勇奋战的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评价和褒奖。

红四方面军八十八师和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已占领毛儿盖。

8 月初，党中央领导同志和红军总部来到毛儿盖地区。军委召集会议，重新研究敌情，确定行动部署。朱德、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叶剑英和我，出席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因松潘地区敌人兵力集中，凭垒固守，我军屡攻难克，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夏洮战役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地区，突击敌包围线之右背侧，争取在洮河流域灭敌主力，创造甘南根据地为作战目的。为实现这一新的战役企图，我和陈昌浩提议，集中红军主力，向一个方向突击。但张国煮主张分左、右两路军行动。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组成，从卓克基北进取阿坝，控墨洼，继而向北出夏河；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四军、三十军、一军组成，以少部兵力担负扼阻和牵制松潘胡敌的任务，大部从毛儿盖北出班佑、巴西地区，万一无路可走，再改经阿坝前进。彭德怀率三军全部及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部署既定，部队忙着做北上的准备，并派人侦察行进的道路。但是，张国焘野心不死，又节外生枝，要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中央政治局随即在沙窝开会，正式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重申了党的北进战略方针，是要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争取苏维埃在西北和全中国的胜利。而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彻底击破蒋介石的包围与封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则是实现党的战略方针的基本条件。“一切有意的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都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与攻击、分散相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能巩固与争取胜利，才能溶成一片，去消灭阶级敌人。”决议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进一步申明了遵义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即中央的政治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经遵义会议已得到了纠正。后来我听说，不论在遵义会议或沙窝会议期间，毛主席都不主张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因为那时军事问题具有最紧迫的意

义。政治路线的错误，待时机成熟时再予解决。所以，决议上才那样写。毛泽东同志的这种考虑和处理，是正确的。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满肚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陈昌浩向我发牢骚，说中央听不进国焘的意见，会上吵得很凶。我对张国焘、陈昌浩说：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吵好不好呀！当时的确到了闹粮荒的严重地步，我心里着急得很。部队天天吃野菜、黄麻，把嘴都吃肿了。供应中央领导机关的粮食，眼看快要吃完。好说歹说，走的问题总算说成了。朱总司令和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去左路军，我们和党中央走右路。

月 20 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夏挑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已去左路军，叶剑英带右路军先头部队先行，彭德怀率三军殿后，均未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由毛泽东同志发言。他说：根据中央关于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我军北进夏河地区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是东向陕西，一是西向青海。我的意见，主力应当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而不应向黄河以西。他认为，红军北出后，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这一地区，背靠草地，川敌不易过来。临近青海的回民区，党的民族政策得当，回民不至于反对我们。如东进受阻，以黄河以西作战略退路，也是好的。

会上，相继发言的有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和我。我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北进夏河后，坚决向东发展。我说：原则上的问题，中央早已决定，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我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蜗州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左岸向东突击。陈昌浩的态度同样很坚决，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方针。其他同志的发言内容，是一致的，都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毛泽东很高兴，还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

而后，毛泽东同志作了结论。大意是：第一，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向东，是积极的方针，我们必须采取这一方针。否则，将被敌迫我向西，陷红军于不利境地。第二，从桃河左岸或右岸前进，可视情况而定。如有可能，即采取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北出。占领西宁，目前是不对的。第三，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可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不经阿坝而向右路军靠拢。我们不应将左路军看成是战略预备队。作战略预备队它赶不及，不能指望。总之，必须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决不应因遇到一些困难，转而向西。

会议最后决定，以毛泽东同志的发言为基本内容，形成《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毛儿盖会议是一个重要会议，改变了夏挑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有重大历史意义。会后，右路军迈上了征服大草原的艰难途程。

鉴于毛儿盖会议已决定右路军为打通北进通道的主力，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8 月 20 日、21 日，我和陈昌浩连电朱、张，告以中央的新决定。即以眠州为根据地向东发展，首先以岷、洮、哈达铺为主要目标，争取在洮河东岸与敌决战。目前主力西向或分兵出西宁，均不妥当。左路军占领阿坝后，

不必肃清该地区之敌，可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集中兵力灭敌，速出甘南。右路军出了草地，占领包座，已是 8 月底。左路军那边，不见动静，令

人焦急。毛主席找我和陈昌浩去，研究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上来。我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耗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接着，即以毛泽东、陈昌浩和我三人的名义，发出电报。我们又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

可是，张国焘离开阿坝，刚进入草地，就变了卦。他连续来电，要求南下。

这时，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我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他去中央驻地反映我们的意见，回来很不高兴，说是挨了一顿批评。

月 8 日，中央致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晚上，毛主席亲自来到我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我是这种态度，便没再说别的，要我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

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单独带一、三军团北上，速出甘南。他们于 10 日夜间开拔，第二天凌晨，我们才知道。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党的北进方针，不是随心所欲的决定，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党所面临的任务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日益上升，井变动着国内阶级关系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继武装侵占我东北三省、河北北部、察哈尔省北部后，进而制造“华北事件”，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和冀东“自治”，公然声称要独霸全中国。“落后”的北方，一扫万马齐暗的局面，掀起抗日救亡的怒涛。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仅愈益被广大人民所反对，同时也引起了统治阶级营垒内部一些爱国人士的不满。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保存和发展红军力量，使党和红军真正成为全民族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和坚强支柱这一基本目的出发，确定北进川陕甘地区，创造革命根据地，进而发展大西北的革命形势，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条件时，就明确指出，第一，在政治上，能够利用陕北苏区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协同配合，短期内形成巩固的根据地，迅速形成在两北地区和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第二，在敌情上，这个地区的敌人分属几个系统，互相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战斗力一般较薄弱，井远离其政治军事中心，便于红军各个击破。尤其是东北军张学良部，反帝与不满蒋介石的情绪日增，正是红军开展争取工作的有利条件。第三，在居民条件上，由于连年不断的深重农业危机，普遍的饥荒，沉重的捐税和土地在地主手里的高度集中，正迅速生长着农民土地革命的要求和斗争。第四，在物质条件上，川陕甘边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区域，能够保证红军现有力量及今后发展的需要。基于上述条件，党和红军集中兵力，乘间北进，在川陕甘边立脚，建立起可靠的前进阵地，就一定能够影响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把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与此相反。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虽然从战术上看，不无可取之处，但从战略上看，这一方面，不仅会使党和红军退处川康边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使党的力量远远脱离全国抗日图存的革命高潮，无法负担自己对全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张国焘反对北进，坚持南下，是同他对整个革命形势的右倾悲观估计，即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错误观点分不开的。

西路军失败后，我化装辗转找到援西军总部，大约是 1937 年 7 月间，我和恩来一道回延安。

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

陈昌浩同志的下落不明，我很担心。曾向毛主席建议，再派人找一找，毛主席也同意。但一直没找到。直至抗战爆发。等他回到延安时，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早已告一段落。

（选编自《徐向前回忆录》上册，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30—554 页。作者当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