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智斗勇打谈结合

平津战役，是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经历了两年半，战争的发展已经进入决战阶段的时候进行的。当时，国民党军除后方部队外，在各个战场上采取集团防御的，计有徐州、沈阳、北平、汉口、西安、太原 6 个重兵集团。其中沈阳集团已被我军歼灭，徐州集团正被我军围歼中，太原集团己被我军包围，北平集团战略上的弱点已完全暴露。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已迅速下降到290 万人左右，我军的总兵力则上升到 300 余万人。正如毛泽东同志当时所分析的：“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强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无论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已经陷入瓦解状态。为了争取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革命武装和一切反动势力，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时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定在辽沈战役刚告结束，淮海战役将获全胜的时候，在华北战场发起一个规模巨大的平津战役。

当时，华北敌军傅作义集团，共有 4 个兵团、12 个军、52 个师，约 60 万人，分布在山海关至归绥一线。其中以北平为中心。

对于上述敌军，毛泽东同志曾经作了如下的分析：“张家口、新保安、怀来和整个北平、天津、塘沽、唐山诸敌，除某几个部队例如三十五军、六十二军、九十四军中的若干个别的师，在依靠工事保守时尚有较强的战斗力外，攻击精神都是很差的，都已成惊弓之鸟⋯⋯”他又指出：“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华北敌军在我军的胜利声威面前，预感到我东北野战军同华北解放军的下一个打击目标将落在他们头上，因而惊恐异常。是守是逃，蒋、傅之间由于各自的利害关系，矛盾重重，难以达成一致，下定最后决心。但是，他们又认为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至少要休整 3 个月才能进关，所以仍想暂时在华北战场上看一下。直

至发现我东北人民解放军迅速入关，他们才赶忙将兵力收缩于平、津、张、唐沿铁路一线，一面派人跟我谈判，一面与蒋介石信使往返不绝，准备海运南逃或西窜绥远；同时准备负隅顽抗，作最后挣扎，希望得到美帝国主义对我的直接干涉。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忐根据对当时情况的分析，指示我军：必须将华北敌军就地歼灭，不许它南逃或西窜。华北我军必须首先集中主力于平绥线上打敌一翼，不让敌人西窜，并拖住敌人使它不能由海上南撤。东北我军必须迅速兼程入关，与华北我军共同歼灭该敌于平、津、张、唐地区。

为了完成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役任务，解放华北全境，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东北和华北我军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同志组成的平津前委和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华北我军 2 个兵团、7 个纵队及地方骑兵步兵部队，20 余万人，迅速从平绥线上展开；东北我军 12 个野战纵队、1 个炮兵纵队、1 个铁道兵纵队，80 余万人，在辽沈战役后，不待休整，不顾疲劳，迅速挥师入关作战。于是，我百万大军在东起滦县西至张家口长达 1200 余里的战线上，以疾风骤雨之势，展开了规模巨大的战役行动。

平津战役初期，毛泽东同志采取了由西向东逐一抓住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各点之敌的作战方法。这一作战方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既能防止敌人向西逃跑，又有吸引敌人由东向西增援，以达抑留敌人于平、津、张地区，予以各个歼灭的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除将华北主力集中使用于平张线外，又将东北先遣兵团使用于这一线，而不使用于北宁线，去围攻如唐山等地之敌。这就避免了因我在北宁线先打唐山，致将敌人北平地区之兵力调向东去，集中到津、塘地区作战，背靠海岸，既不利于我军各个围歼敌人，又有迫使敌人从海上跑掉的危险。

战役开始时，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华北第二十兵团，从 N48 年 11 月 29 日起，首先在平绥线上以拖住一批敌人（即抓住包围不攻击）不使其逃跑为目的，展开了对张家口外围的作战。这样，北平至张家日之间除新保安以外，全线为我军所控制。傅作义的主力 7 个师、两个骑兵旅则分别被我军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两点，使平、津之敌难以定下弃张、新两敌于不顾而单独逃跑的决心，从而就造成了我军抑留敌人于平、津地区予以各个歼灭的先决条件。

东北我军主力根据毛泽东同志的预定计划，以神速荫蔽的行动分由喜峰口、冷口和山海关向关内急进。经喜峰口进关的第一、三、五、六、十纵队，自 12 月 12 日起由蓟县、三河、丰润、羊坊等地区向北乎攻击前进，形成了对北平包围之势。经冷口和山海关入关的我第二、七、八、九、十二纵队和炮兵纵队，自 12 月 13 日起沿北宁线向天津、塘沽间急进，完成了对天津守敌的包围，割断了津、塘守敌的联系，打乱了敌津、塘地区的防御体系。上述我入关各路大军，协同华北我军出击作战，行动之迅速，完成作战部署之快，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这就实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将平、津、张一线各点之敌一概加以包围的指示，置敌于欲战无力、欲守无能、欲退无路的完全被动的地位；造成了我军可以从容不迫地将平、津之敌逐一消灭的有利态势。

我军完成了对平、津、张一线各点之敌包围之后，即遵照毛泽东同志规定的“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攻击次序和“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

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的作战原则，对业已被围、被隔之敌，实行各个歼灭。当我军计划首先攻歼新保安之敌时，毛泽东同志即指出：新保安攻克后，张家口之敌有可能向西突围，北平之敌也育向东突围的可能。因而他指示在未打新保安之前，北平方面必须作好防敌突围的部署，张家口方面必须加强兵力。 12 月 22 日，我华北第十九兵团将新保安之敌傅作义的精锐三十五军军部和两个师一举歼灭。该敌被歼后，果然不出毛泽东同志所料，张家口之敌 5 个师、两个骑兵旅于 24 日不顾一切地由西南和东北两个方向拼命突围，我华北二十兵团及新增加的东北第四纵队在密切配合下对突围之敌进行了围歼合击，奋战竟日，终将敌第十一兵团所属的 1 个军部、5 个师、2 个骑兵旅共 5．4 万余人，歼灭于张家口地区，24 日解放了重要的战略城市张家口。

在这种极为有利的形势下，毛泽东同志再次指出：北平敌军向西突围己没有可能，但会合天津之敌沿律浦、平汉铁路南撤，塘沽之敌从海上逃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他要求我军除须加紧部署、严密阻击和准备追击外，还应尽快台围歼火津、塘之敌，控制海口，切断和封闭敌人的退路，进一步孤立北平守敌。我军本拟首先攻歼塘沽之敌，但因塘沽背面靠海，地势开阔，河流、盐田很多，冬不结冰，既不能从侧后切断敌人退路，又不便从正面展开兵力，而守敌侯镜如的指挥部设在军舰上随时准备逃跑。因此我军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改变预定计划，首先歼灭天津之敌，只以一部兵力对塘沽之敌加以监视。我军于 1 月 14 日 10 时开始总攻。经过 29 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八十六军、六十二军的两个师，九十四军的一个师及其他新编师团共13 万余人，活捉敌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于 1 月 15 日解放天津。塘沽、大

沽 5 万守敌见势己去，狼狈乘船从海上南逃，塘沽海港即告解放。

天津、塘沽、张家口、新保安解放后，我百万大军云集于北平地区。北平敌人 1 个“剿匪”总部、两个兵团部、8 个军部、25 个师，20 余万人，完全处于我军严密包围之中。北平已成为陆上孤岛。

为使北平这个文化古城免遭破坏，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损失，早在战役开始时，我军就向傅作义将军提出放弃无谓抵抗，接受我军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办法。傅作义将军却提出种种困难，以及含有政治目的的一些条件，以拖延时间。同时一面令各被围敌军负隅顽抗，一面暗示组织所谓“北平民众和平代表团”，请求我军不要攻城。 1949 年 1 月 14 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和平条件，作为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同时指示我军丝毫也不应当松懈战斗努力，对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予以消灭。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声明，致命地击破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使蒋介石在一个星期以后不得不“引退”到幕后去。这时，平津前线我军已解放了新保安、张家口、天津和塘沽等地，傅作义的嫡系主力在平绥线东段已被歼殆尽，北平敌军己成囊中之物。1 月 16 日，我平津前线林彪司令员、罗荣桓政治委员向傅作义将军发出公函，严正地指出他执行蒋介石祸国殃民的“剿匪勘乱”的伪令，及其反人民的罪行，说明继续抵抗下去已毫无作用，并提出两个条件任其选择：一是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我军则保证其生命财产之安全；二是如不愿自动放下武器，则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同时指出：如以文化

古城及 200 万人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顽抗到底，我军将用精确战术，实行攻城；破城之日，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由于我军的强大和胜利，北平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以及敌军广大官兵的厌战，傅作义将军终于接受了我军提议，表示愿意按照我军提出的第二种办法令所部开出城外听候改编。从 1 月 22 日开始，北平国民党军按照我军指定之地点开出城外接受改编，至

31 日移动完毕，我军进入北平。平津战役即告胜利结束。

平津战役是抑留敌人，不使脱逃，然后加以各个歼灭的一场艰巨而复杂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同志精辟地分析了当时华北敌人的情况和动向，指出：如果敌人采取固守平洋的方针，这对我军是有利的。如果敌人采取放弃平津的方针，不论他们是南逃，或者傅作义率领他自己的几个军逃回绥远，蒋系各军逃至南京一带，我军虽然可以不战而获平津，但从战略上来看，对我军是不利的。并指出：敌人如果南逃，从海上将受船只的限制，从陆上则须经过我辽阔的解放区，均非容易，而沿平绥路西逃绥远则比较容易达其目的。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同志从不使敌人逃脱，就地加以歼灭着眼，制定了一个英明的“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在这一方针中，他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战略意图和作战思想，而且估计到整个战役的发展趋势，对作战任务的规定是那样清楚，对作战步骤的安排是那样明确，对作战方法的运用是那样巧妙，结果是战役的实际进程和预定的完全一致，敌人无论怎样狡猾也无法逃避全部被歼的命运。这在一战役中，毛泽东同志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指挥艺术，采取了一系列的极其英明的战略措施，自始至终驾驭着战役的发展。如战役发起前，命令我军缓攻太原，撤围归绥，以免太原过早攻克或归绥告急，促使敌人决心南撤或西逃。战役发起时，命令华北我军集中兵力，打敌一翼，首先从平绥线上切断敌人西逃的道路，以抓住傅系，拖住蒋系，使平津之敌不能立即定下从海上南逃的决心。同时命令东北我军不待休整，不顾疲劳，以荫蔽的行动，不走北宁线，取道热河，迅速入关作战，并采取许多佯动的措施，麻痹敌人，以免敌人迅速决策奔逃。当我军业已包围了张家口、新保安，控制了平绥线东段，东北我军主力即将完成战役开进的时候，他又具体规定了在两星期内，“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并且着重指出：“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在我军各个歼敌的攻击次序上，规定了“先打两头，后取中间”。同时还组织了全国有关战场的配合。如命令淮海前线我军留下杜聿明指挥之余部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命令山东方面我军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上预作准备。所有这些，都紧紧围绕和贯穿着一个目的，就是必须把华北敌军就地加以歼灭，不许它南逃或西窜。我东北和华北人民解放军，坚决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从而使这 100 万大军的作战行动完全收到了出敌意外之效。毛泽东同志预定的计划得到了完全的实现。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平津战役的胜利，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之一。

（节录自刘亚楼著《平津战役的胜利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

光辉》，见《平津战役回忆录》，北京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13 页。作者当时为东北野战军（即第四野战军）参谋长；

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