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令人难忘的教诲

亲切的教导

1935 年 11 月到 1945 年 7 月，我在“工农红军学校”、“西北工农红军大学”、“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及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工作，当时正是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变到抗日战争的革命转变时期。在这样重要的时刻，我有幸多次直接聆听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教诲，这是我整个革命征途中极其重要的一页。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愈久，回忆起来就愈是令人心情激荡，倍增怀念。

1935 年，正当中央红军进行长征时，国内斗争形势急剧变化。党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加速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从遵义会议、“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到 1937 年 5 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党代表会议，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根本经验，科学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进一步明确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本路线，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和相应的方针政策。全党上下能否胜利实现这一战略转变，能否正确认识新的斗争任务、斗争条件和斗争规律，能否正确地贯彻执行新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关系到当时面临的抗日救亡斗争以至整个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

然而这时党内思想是不完全统一的。许多同志对新的斗争任务和实现战

略转变的必要性还认识不深；王明、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还严重存在；经过十年内战的殊死战斗，现在要和敌人言和、合作，不少同志思想上、感情上一时还转不过来，对新的路线方针政策存有这样那样的疑虑。此外，新到达陕北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他们的革命热情很高，但对中国革命还缺乏深入的认识和理解⋯⋯等等。这一切说明，从上到下都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学习任务，要重新学习，重新教育训练干部，重新宣传教育群众和组织群众。为此，在党中央领导下，毛泽东同志亲自组织指导，展开了一次极其重要的学习运动，形成了为迎接新的伟大历史任务而勤奋刻苦学习的热潮。

为了总结经验，训练干部，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刚刚在陕北站稳脚根，就创办了西北工农红军大学，1936 年 6 月改办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7 月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 年 3 月又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亲自兼任教育委员会主席，并兼任“红大”的政治委员。我当时任党的总支部书记。记得学校开办之初，他找校的领导干部谈话，就明确指出红大的教学重点：一个是讲统一战线，一个是讲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我体会到，这就是说，训练干部一定要贯彻党的政治路线，适应革命转变的需要。在毛泽东同志的具体指导下，“红大”和“抗大”的教育，明确地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力求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学习的课程既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进化史，联共（布）党史等基本理论课程，又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党的建设、各国论、及重大时事政策等现实问题课程。学习的要求既强调钻研领会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又要以研究当前的革命现实问题为中心，学以致用，达到以马列主义理论作武器来解决革命实际问题的目的。当时重大现实问题课程都是党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来讲授，如毛泽东同志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同志讲授《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朱德同志讲授《党的建设问题》，杨尚昆同志讲授《各国论》，等等。当时放在突出地位的统一战线课程，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等同志都讲授过。在学习方法上，既重视读书，又强调总结实际斗争中的经验教训，批判错误路线，改造世界观。参加学习的同志写了许多经验总结和回忆录，其中红一方面军的同志写的还汇编成了《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记》。

在学习中，研讨辩论的空气是很活跃的。如关于西安事变的正确处理问题、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问题，关于统一战线是战略还是策略问题，都曾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中央领导同志也作了大量论述来进行教育。1936 年 12 月 26 日，即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第二天，毛泽东同志就亲自到保安的“红大”操场给中央机关和“红大”学员作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阐明了党中央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实现，成了中国时周转换的枢纽的大道理。他还风趣他说，陕北毛驴很多，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用这个比喻生动他说明我党“逼蒋抗日”的方针，说明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是争取全国各阶层人民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但蒋介石对共产党的作用和威望的提高，对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是不会甘心的，因此又要提防着他，这就要又联合又牛争，以斗争求联合。 1937 年春，毛洋东同志为抗大二期九队题词中，又着重强调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他说：“这‘救亡’二

字就是你们及全国人民在现阶段上唯一的总目标。达到这目标的道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你们学习这个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方法。唯有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救亡之目的。”1939 年 10 月，毛泽东同志为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写的《发刊词》又深刻论述了统一战线的性质和意义，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之一，也是三个基本经验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之一。毛泽东同志的论述，发人深思，使大家对党的统一战线方针的理解不断统一和加深，存在的一些疑虑也逐渐消除

“抗大”对军事教育十分重视，要求通过学校训练使各种学员的军事素质都得到培养提高。毛泽东同志亲自到“红大”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到“抗大”讲授《论持久战》。学校设置了战役学和各种战术课程，为适应新的斗争任务需要，非常重视游击战术和基本军事技术训练。在学习军事理论的基础上，还组织来校学习的三个方面军的干部总结交流实战经验，从而进一步提高战略战术思想和指挥艺术。学习中强调实地演练，第三期还在当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组织过一次千余人参加，行程几万里，为时一周的实兵对抗战演习。“抗大”不仅重视政治、军事教育，还非常重视文化教育，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学好了文化，随时部可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军事、经济哪一门都可以学。”早在 1935 年冬，筹办西北红大时，毛泽东同志就亲自把他的警卫员陈昌奉同志交给我，要我带他到红大去学习，他说：“对红军的干部战士都要好好地培养，首先要提高文化，不识字的从学识字开始。”1936 年 4 月 26 日毛泽东同志给“抗大”教育计划的批复信说：“三科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么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如果学会了看书作文，那么，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一种常常用得着的基础工具了。”根据他的具体指示，“红大”三科开展文化学习，后来抗大干部队的文化教育时间占 1/3。学习内容包括语文、数学、自然、史地常识等等。毛泽东同志对工农干部战士成长的关心是多么深厚殷切啊！

为了领导革命胜利地走上新的征途，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时期内，致力于理论研究工作。他到抗大讲授的课程，包括前述的政治路线课、军事战略课和 1937 年七八月间讲授的《辩证法唯物论》，以及先后发表的许多重要的理论著作，便都是他学习研究的丰硕成果。他不仅自己研究，还经常组织身边有关的同志进行研究讨论，同时也借以推动学习研究活动。仅我参加过的就有他先后组织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和“哲学问题研究会”。这两次研究会采取的方式都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到深夜十一二点钟，先由一个人讲，然后大家讨论。留守兵团的肖劲光和我参加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是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还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后来由何思敬问志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记得当时重点讨论过关于战略阶段的划分问题、集中兵力问题等，但讨论得最多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并不很多，但讲集中兵力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 5 倍到 10 倍的兵力。当然，这里边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援。凡是非正义战争

就不得不分兵把口。”他还讲秦始皇先后派李信和王翦领兵灭楚，一败一胜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参加哲学问题研究会的人员还有肖劲光、和培元、艾思奇等同志，合起来也不到 10 人。（与后来延安正式成立的新哲学研究会是两回事。）每次讨论都是艾思奇、和培元等先讲，然后讨论，最后毛泽东同志讲一讲。有时也插话。议论的中心围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较多，实际上是对红军在 10 年内战中的经验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毛泽东同志还曾经就这个题目作过一个报告，可惜没有印发讲稿，别人后来给了我一份很不完整的记录稿，其中许多内容都写进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我当时虽 30 岁，但懂得很少，参加讨论主要是跟着学习，对我以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军事思想起到了很大的启示和帮助。

当时的学习气氛是十分热烈的，如在保安“红大”时，虽然书籍不多，但大家都如饥似渴地阅读，随时都可以看到人们三三五五地在讨论问题，星期天也不肯休息。毛泽东同志的学习精神是大家普遍敬佩的，他除了工作和必要的休息外，就是看书学习。工作总结，报告讲稿，他都是自己动手写。有一次他亲自修改了我起草的一个材料，专门把我叫去说我的文章写得太长，主题不突出，还教我怎样写文章。当时全国各地人民群众送来的慰问品中有大批书刊，我经常挑选一些对他有用的书送给他看。他还要我找一本关于内线作战的书，当我找到送给他时，他非常高兴。他也经常推荐一些书给大家看，如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刚刚出版，只有毛泽东同志有一本，他就推荐给我们。我们即组织人刻蜡版，硬是把这本书油印出来分发给大家，成为大家喜爱的读物之一。还有李达同志的《社会学大纲》一厚本，我们都托人到国民党区买来看。当时物质条件很差，还处于比较困难的时期，学习空气却热气腾腾。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的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的精神，表现了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强大生命力，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前奏。一批批干部和骨干经过学习武装了头脑，走上抗日前线，到各地开创了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这个时期除了努力学习之外，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教导下，还做了大量的增强团结的工作。这方面“抗大”也是一个缩影。

1937 年 1 月 26 日“抗大”第 2 期开学。从这一期开始有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来校学习。当时，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早已败露。3 月，西路军惨遭失败，进一步说明了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严重危害。在党中央，已经展开了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揭发批判。“抗大”广大学员对张国焘的错误已开始有所认识，但认识不深，在四方面军的学员中，有的对这一斗争还有不同程度的疑虑，怀疑是整四方面军的干部。少数同志还抱有抵触情绪，甚至有越轨行为。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抗大”在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中，把张国焘的错误同四方面军的干部严格区别开来。对四方面军的干部。既要求他们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深刻认识并自觉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又耐心地教育团结，解除疑虑，消除隔阂。首先，通过课程教育，使他们认识党中央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经验教训，所得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懂得党的正确的组织原则，从思想上、政治上划清党中央正确路线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界限。其次，让他们同其他学员一样参加党的有关会议，学习讨论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要求他们结合历史事实和自己的亲身体会，运用回忆对比的方法，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摆事实、讲道理，自觉清除自己所受

的影响。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迷雾中摆脱出来，深刻认识到张国焘的错误及其危害的严重性。更明确认识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的正确。对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对四方面军干部所作的正确的高度评价，特别是强调了“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煮个人的干部”，都感到非常亲切温暖，深受教育和感动。不少同志自觉联系自己的实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即使极少数思想抵触较大，甚至怀有对立情绪的同志，经过党中央既严肃而又耐心工作，也都认识和悔改了自己的错误。团结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下，积极英勇地投入抗日斗争。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抗日的前线基地陕北，给处在严重的民族危亡关头的中国人民带来了信心和希望。全国各地的爱国革命人士，特别尾革命知识青年大批奔向延安。党中央对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视的，决定把培养革命知识青年作为“抗大”的一项重要任务，于 1937 年 3 月把“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除继续培训红军干部外，还向全国广大的革命知识青年敞开大门，为革命招贤纳士，作为团结革命知识青年的重要基地之一。为了做好这一工作，“抗大”组织他们深入学习革命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启发他们重视世界观的改造，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学习和养成革命的传统作风。同时进行军事训练，传授实际斗争知识和经验，为使他们成长为革命干部奠定牢固的政治思想基础，提高实际工作本领。在领导和管理教育方法上除了及时的教育和生活上的体贴照顾外，我们十分注意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发扬红军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的光荣传统。校领导还郑重宣布：在学校里，在抗日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即使对错误的意见，也是通过讨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来端正认识，达到政治思想一致。校内普遍设立了意见箱，以争取充分及时地反映意见，并且还允许越级上诉。各学员队“救亡室”办的墙报，也是大家交流思想，自由发表意见的园地。这种高度的民主生活，使来自国民党专制统治地区和日军侵略奴役地区的知识青年感到耳目一新，精神振奋，更增添了他们对共产党领导的信赖和抗日救国的胜利信心。在发扬民主的同时，强调坚持严格的集中统一领导和革命纪律，特别强调学校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要带头严格遵守纪律。当时学校内曾经发生过一位领导干部因婚姻问题违犯了中央的规定，直接影响对知识青年的教育和团结工作。当时有的同志念及这位犯错误的干部对革命曾作出过贡献，是有功绩的，想从轻处理，我当时也是这样想。毛泽东同志得知后，纠正了这种姑息迁就思想，强调指出了革命纪律的严肃性，决定给违犯纪律的干部以降职处分，还为此对我进行了严格的批评教育。另一件事是一个队长黄克功为了恋爱开枪打死一个女生，抗大一位负责同志去毛主席处求情，被批评一顿；为了严肃纪律，黄克功这个曾经为红军立过功的长征团级干部被枪决了。这件事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青年学生都深深佩服共产党执法无私，有的感动得流泪！这两件事的严肃处理，在群众中，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中留下了很好的影响。普遍反映：共产党的纪律严明，说到做到，从上到下，无一例外，使他门电接受了深刻的纪律教育。在革命青年大批拥入“抗大”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个别敌对分子混进来进行破坏的情况。如“抗大”第三期就揭露处决了汉奸特务分子吉思恭；无疑的，这对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巩固也是十分重要的。经过“抗大”的学习，革命知识青年成长进步很快，仅第二三两期毕业 1000 多名知识青年中，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约占总人数的 70％。当欢送他们

一批批走上抗日斗争前线时，我们内心充满了由衷的喜悦。这该是多么可喜的收获啊！

搞好军政、军民关系，是加强革命团结的重要方面。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发扬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牢记红军的三大任务，广泛而又深入地做群众工作，特别是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在陕北搞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解救了刘志丹等一大批受迫害、被拘捕的同志，挽救了革命根据地，受到陕北的党组织、红色政权、红军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军政、军民团结是比较密切的，但陕甘宁边区本来就是个穷地方，土地贫瘠，生产发展很慢，大量的军队、机关学校住在这里。当时在延安的机关学校就有 3 万多人，群众负担很重，军队生活也很艰苦、困难。特别是

1939 年秋，国民党突然停止供应八路军薪饷，紧接着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

潮，胡宗南 30 万大军加紧对边区的围困封锁。边区生活更加困苦，缺吃少穿，医药及日用必需品都极端匮乏。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军政军民之间难免产生一些小的矛盾，有少数人不能正确处理，互相埋怨。军队。发生的不尊重政府和违犯群众纪律的事件也增多了。单纯军事观点和军阀残余思想有所抬头，有的领导只强调自己的困难和需要，袒护部队，使部队的一些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有力的纠正。党中央很重视这些情况，毛泽东同志亲自抓这方面的问题。记得是在 1939 年冬天，当时我在留守兵团任政治部主任，到驻在永坪的警备四团检查工作，发现军民关系存在一些问题，有个战士借老乡的锅，老乡不借，有个炊事班到老乡家做饭，老乡把烟囱堵住等等。我为此给边区高自力副主席打电报反映情况，电报中强调了部队的困难和群众支持不够，请求帮助部队一下。我回来后不久，突然毛泽东同志叫我去。进门一看，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李富春、肖劲光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力等同志都在，西北局中央书记高岗也在，看样子是正在开会当中临时找我去的。毛泽东同志见我进去就批评说：“你们军民关系不好，不检讨自己，还向中央告状，埋怨政府！”我赶忙作检讨并说明没有告状。边区一位领导同志又讲了一些部队不遵守群众纪律的事。毛泽东同志说：“莫文骅检讨了，你们也要检讨检讨嘛！”又说：“你们军队要拥护政府，要爱护人民，你们做地方工作的也要拥护军队，照顾子弟兵。”从这件事我领悟到，军政、军民关系上发生矛盾时，军队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检讨自己，多作自我批评，决不能只强调自己的困难，埋怨政府和群众。还有一次是 1940 年下半年，毛泽东同志在杨家岭接见留守部队的一些领导同志，到会的有肖劲光、耿飘、阎红彦、甘渭汉、贺晋年、文年生、钟汉华、余飞、周仁杰、刘随春、李宗贵和我等 10 多人。毛主席说：“今天请各路诸侯来谈谈军民关系问题。”有的同志发言时有怨气，埋怨群众态度不够好，说有的老百姓动不动就要拉着部队同志找毛主席评理。毛泽东同志听了以后，耐心地开导我们说：“开天辟地以来，只有军管民，老百姓见了军队就跪。现在老百姓敢批评军队，这是大好事。从古到今，哪有老百姓敢批评军队的？你们懂历史，你们说说看，是不是这样？如今变成了民管军，这该多好啊！这说明我们边区的民主运动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这多好呀！”毛主席又说：“人民群众敢批评军队，这说明我们边区政府民主建政工作有很大成绩。军队有广大人民群众当老师，你们做军队工作的才下会犯大错误，边区才有希望。”一席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心悦诚服，深深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对人民军队的宗旨和本质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一些人来时的怨气也一扫而光了。回到部队都加强了拥政

爱民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军政军民团结。以后到 1942 年，毛泽东同志又亲自写信给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同志和我，指示留守兵团学习古田会议决议，结合整风运动，整顿留守兵团的工作。克服军阀主义残余影响，加强军政军民团结是这次学习和整顿的一个重要方面，获得了显著的效果。 1943 年春节前后，根据党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掀起了空前热烈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运动，使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工作更进一步深化，更加制度化了。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活动，已成为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

在党所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发展的时候，有的同志曾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过高，缺乏足够的警惕，有依靠国民党军队轻敌速胜的思想。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又及时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了还存在着企图破坏民族团结抗战大好形势的反动势力，在民族团结气氛高涨的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毛泽东同志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本性是摸透了的。 1939 年，当抗日战争刚刚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就确定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并且由“政治反共为主，军事反共为辅”改变为“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当时，我们不少同志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阴谋认识不清，只看到蒋介石在表面上讲了一些好话。一次，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门前作报告时提醒大家说：“蒋介石一讲我们的好话，他策划的反共高潮就会到来。失败了，他又要骂我们一阵再收场”。后来果然不久就爆发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玉明搞右倾机会主义，主张完全依赖国民党，“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要把中央搬到武汉去。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说：“要去你们去，我带留守兵团留下坐镇清凉山，你们去武汉，国民党派几个卫兵，不让你们出来，看你怎样办！”1939 年秋，马鸿宾的一个师长马禄带着一个骑兵师，从洛川到榆林，要经过延安。前方发来一个电报。毛泽东同志一听就火了，即指示：“立即复一个电报，不准他们经过延安，只能经过延长过去。如果他们要强行来延安，你们就可以打。”同时还指示，即使他们走延长过去，我们也要作必要的布置，让曹里怀同志（当时任留守兵团参谋长）亲自到鄜县去，组织驻该具的独立营修好工事，作好准备，监视马禄师的行动。后来查明，马军的这一行动，就是要试探我们的虚实，想搞我们的鬼。我从这些事情受到很大的教育，认识到，作为一个革命工作领导人，必须政治上非常敏锐，要时刻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

遵义会议的成功，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党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逐步实现，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日益发展，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浪涛日益高涨，这一切给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军民带来了莫大的喜悦。本来嘛，第三次“左”倾路线和张国焘错误路线给革命造成的严重危机基本上被克服了。日本帝国主义猖狂入侵，国民党失败主义所造成的似乎不可解救的民族危机，也有了挽回的希望。在风雨如磐，茫茫长夜的祖国大地上，人们看到了走向黎明的曙光。即将到来的伟大抗日斗争正在召唤着人们，激励着人们。“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在摆脱难熬困境的人们，怎能不感到欢悦，不感到振奋呢？生活在全国革命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军民，政治情怀就像高原秋色那样辽阔，那样爽朗。

然而，这时边区军民在物质方面还是非常艰难的。红军经过千辛万苦的长征，部队体力和军需装备都消耗到了最大限度，需要恢复和重新建设。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有许许多多的事业需要兴办。而边区大部分地区都还是解放不久，人民刚刚从连年军阀混战，恶霸盗匪横行，以及反动统治阶级挑动回、

汉民族武斗，所造成的灾难中解脱出来，也需要休养生息。加上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条件，是全国比较落后的地区之一。还有国民党在紧紧围困封锁着我们，东面黄河对岸，又有日寇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下，军民们面临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全国各地革命人士都想尽力支援，但冲破国民党层层封锁阻拦，能够送到的东西很有限，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怎么办呢？还是毛泽东同志经常讲的，依靠人民群众，无往而不胜，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

英雄的陕甘宁边区人民对于革命的支援是尽了最大力量的。总共才 150 万人口，依靠这贫瘠的自然条件和落后的经济发展条件，供养着这么多的机关、部队、学校，保障着我们的衣食住行和各项事业费用。除此之外，还要支援战争，供应军粮、被服、军鞋和各种军需作战物资；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民兵协同作战。有一次，准备打退国民党的进攻，鄜县群众一周内就做了干粮 10 万斤，甘泉县 3 天做军鞋 1000 双。平时还节衣缩食，捐献礼品慰

问部队。延安分区曾号召 36 万人民开展“一个馍运动”，也就是至少以价值一个馒头钱的物品慰问部队。至于老农老大娘、妇女、儿童，千方百计给部队送慰问品的动人事例，就数不清说不完。这一切如果不是共产党与人民有血肉相连的关系，是不可想象的。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我们才有可能在陕甘宁边区站稳脚根。

当时的困难虽然很大，对我们经历过长征的人来看，已经是好得多啦。革命政治热情饱满的人们总是乐观的，勇于和困难作斗争的。当时边区的军民就是这样，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正视困难，战胜困难。就以抗大来说，那时办“红大” “抗大”，其实是一无所有。我们就依靠两句话：一句叫白手起家；一句叫因陋就简。红大第一期，是 1936 年 6 月 1 日在瓦窑堡开学的，7 月初，随党中央迁到保安县。那时的保安县城，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加上我们到来之前国民党军的反复烧掠，剩下的只有几间土屋，几孔石砌窑洞和一个土围子框框。全城不到 400 人口，住在这些旧屋石窑内还是不够。当地群众流传一首歌谣描绘当时保安城的凄凉景象：“保安穷山窝，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在这样的地方办“红大”显然是不行的。幸好城外不远山坡上有好多石洞，我们“红大”一科就以这里为校舍。这些石洞也不知是哪个朝代开凿的，凿在天然石壁上，因为长期没有人居住，洞内外野草丛生，乱石纵横，有的可能做过羊圈，有的可能曾是兔窝狼窝，败草兽粪，狼藉遍地。我们来到后，先来个大扫除，把洞里洞外清扫得干干净净，再来个上石作业，刷洞壁，抹黑板，砌石讲台、石课桌、石凳子、垒石炕，又打来野草编成草帘于挂在门窗上挡风；再用 3 天时间修了又宽又平的一条大路和 3 条支路，互相串通起来。就这样，没几天时间就把一片荒山野洞改造成了别具风格的边区最高学府。没有多久，毛泽东同志来讲课，他很高兴地赞许我们的劳动成果，勉励大家战胜困难，安心学习。他风趣他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毛泽东同志的话，既是对我们的表扬鼓励，又是给我们交代了庄严而又重大的革命任务，说得我们大家心里都热乎乎的，学习劲头更足了。我们的艰苦创业精神也感动了解放不久的当地群众，他们特地赠送给学校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劳动者可以创造世界”，表示了对学校的革命精神的高度赞扬。在我们看来，说明我

们的实际行动已经影响了人民群众建立新的世界观。这可是我们艰苦奋斗所得来的另一个没有想到的收获啊！

1937 年 1 月，“抗大”第二期起，校址由保安迁到延安。校舍虽然比在

保安时宽敞多了，但学员大量增加，原来不足 300 人的大学部，一下子就扩

大到 1300 多人。到 1937 年 8 月三期开学以后，革命知识青年还是一批批接踵而来。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再办一所“陕北公学”，更多地接纳外来知识青年，要求“抗大”让出一部分校舍作为“陕公”校址，“抗大”本身也要有更大的发展。这样校舍不够又成为“抗大”亟待解决的难题，还得自己想办法解决，这时，实际负责全校工作的是教育长罗瑞卿同志，他与各方面商量，又经实地勘察，决定拜陕北群众为师，自己动手，在凤凰山开挖窑洞，计划用 15 天时间挖出 150 个土窑侗。当时我是政治部主任，开展挖窑洞的政治工作。这是一场紧张热烈的建校劳动，党中央也很重视，毛泽东同志亲笔写了“我们的伟大事业”的题词，给了大家以很大的鼓舞，我们确定就以题词作为建校工地专刊的刊名。经过充分的动员准备后，10 月 21 日正式开工，全校干部、教职学员、战士全部上阵，校首长也是边劳动边指挥。工地上宣传鼓动，劳动竞赛搞得热火朝天。这样经过半个月的突击，就沿山坡挖成 175

个新式窑洞，超过计划 25 个。窑洞建筑得很好，有土炕，土写字台，洞口安有门窗，窗户糊上白纸，四壁用白灰粉刷，光线充足，冬暖夏凉，还便于防空。窑洞建成后，大家又一鼓作气，修筑了 3000 多米的盘山“抗大公路”，使上山下坡更加坦荡。站在山下往上看，顺着山坡一排排一层层窑洞，鳞次栉比，犹如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高接云端，其气魄的雄伟壮观，又非保安的石洞可比了。到了晚上，点点灯火闪烁在凤凰山间，与碧空繁星交相辉映，好像银河落入人间，把古老的延安城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姿，生气盎然。当时，国际友人斯诺、马海德、史沫特莱等参观“抗大”都钦佩地称誉抗大为“窑洞大学”。 11 月 15 日隆重举行了新校舍落成典礼大会，党中央特地送了毛主席手书的“我们的伟大事业”的横匾。毛泽东同志还亲自到大会讲话，他说：“在这次伟大的事业中获得成功的原因，把它总起来说，就是能够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他鼓励大家说：“你们现在已经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精神，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经你们的努力把它继续发扬与发挥起来，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是完全可能的。”是啊，毛泽东同志启示我们，不仅要凭这种精神建设起一个“抗大”，还要凭这种精神驱除日寇，建设起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要求“抗大”在继承红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优良作风，以自己的优良作风培育学员，从而使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作风传下去。毛泽东同志在“红大”第一期开学典礼上讲话时，就提出：创办“红大”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他在为纪念“抗大”3 周年所写的文章里再一次明确规定：“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说，这三者是造就一个革命军人所不可缺少的。1937 年上半年，有一次林彪到毛主席那里汇报和请示工作，毛主席口头指示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这八个字作为校训。以后，这三句话八个字就形成为完整的“抗大”校风。毛泽东同志对“抗大”要求是很严格的，他说：“抗大”同学毕业后，要能克服困难，联系群众，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民主作风，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谁要贪污腐败，不努力工作，那便不成其为“抗大”学生，就是背叛

了“抗大”的纪律。“抗大”的工作是始终贯彻了这些指示精神的。

1940 年以后，边区的困难更加重了。日寇对解放区战场的持续的大举进攻，国民党对边区停供、封锁，又在全国发动三次大规模反共高潮，都是企图扼杀解放区，扼杀人民民族民主革命。使得解放区的困难加重起来，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怎么办呢？有一次，开团以上干部会，会后，大家要见毛主席，肖劲光、曹里怀、耿飘、甘渭汉、王维舟、杜平、白志文、袁渊、张才干、贺晋年、阎红彦等同志和我都去了。毛泽东同志正在午休，我们在门口等了一会，他起来了，让我们进去，就和我们亲切交谈起来。当时正是严重的困难开始到来的时候，大家诉说部队物质生活方面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毛泽东同志说：“怎么办呢。困难是日本侵略含和国民党顽固派给我们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把军队解散；一个是自己搞生产。我看还是自己搞生产好，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嘛！”毛泽东同志给我们指出了唯一可行的出路，以后各部队就都搞起生产来。开始还只是开荒种粮种菜，以后生产规模和范围越来越大，路子越走越宽，除了种粮食种菜之外，饲养牲畜家禽，开小作坊、小工厂，纺纱织布，捻毛线织毛衣，上山伐木烧炭烧石灰，自己做木器、铁器、造纸，生产各种日用品⋯⋯等等；各部队都做到了粮、油、肉、菜及一些日用品半自给、自给，有的自给有余，把多余的交给政府，供应人民。众所周知以王震同志领导的三五九旅成绩最为突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都亲自动手开荒种菜，纺纱捻线，每人开荒种两分菜地。朱德同志种的西红柿吃不了，送给我们大家吃。他还每天早晨到处拾马粪，起得比谁都早。当时，中央领导同志都和大家一样吃粗粮。毛泽东同志的衣服已经补钉加补钉、鞋子烤火烧了个洞，都照样穿。有时我们在他那里学习或开会，到了深夜，他把党中央照顾他的一点点大米拿出来，煮大米饭请我们吃。后来，毛泽东同志又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和指示，号召做好经济工作把人力组织起来，生产自给，彻底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围困，立于不败之地；又写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来鼓励大家。党所领导的学习活动和生产自给以后发展成为整风、生产两大运动。毛泽东同志称之为整个革命链条中的两个环子。他指出要“普遍推广这两大运动，以为其他各项战斗任务的基础。果能如此，那么，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就有把握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以铁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正确指示，和其他一系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指示一样，在不长时间里就都胜利实现了。

（选编自莫文骅：《二十年打个来回》，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74—397 页。作者曾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中共党总支部书记，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