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战争生活杂记

1 毛委员处理一桩人命案

1927 年 12 月，湖南之敌进攻茶陵。当时，我作为士兵委员会的代表参加茶陵具工农兵政府任常委职务。在经过激烈战斗后，我军撤离茶陵县城，我遵照组织上的通知，回到井冈山奢市归建。不几天，我被调到工农革命军

（后改为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任区队长兼军事教官。这个教导队是毛泽东委员，根据斗争需要，在井冈山砻市亲自创办的第一个红军培养基层干部的训练机构。

教导队队长兼党代表吕赤同志，是四川人，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秋收起义前被派到农民自卫军（后编为第三团）工作。秋收起义后，三湾改编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三营第八连连长。他高高的个子，待人热情，作战勇敢，是位优秀的干部，在学员中很有威信。

1928 年春，工农革命军奉命去支援湘南暴动。毛委员率第一团和教导队开到湘南郊县中村圩。在这里一边打土豪、一边整顿部队，并打听湘南局势的消息。

工农革命军武器弹药缺乏，教导队一区队长陈伯钧同志在袁文才部工作期间，从战友徐彦刚那里得到一支名为“曲尺”的手枪。伯钧同志非常高兴，曾向吕赤队长夸耀他有一支手枪。但这支枪扳机有毛病，不能击发，吕赤队长就说：“你那枪打不响还不是半斤铁！”吕赤、徐彦刚、陈伯钧都是四川人，陈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期学员，可说都是黄埔同学，又都是共产党员，感情很好，所以常常开开玩笑。

我们到中村圩的第二天，吕赤队长带领一个区队去附近打土豪，做群众工作。我是值星官留在家里，伯钧同志也留在家里修理他那支手枪，据说他学过军械，他鼓捣了半天，结果把枪真的修好了。快开晚饭时，吕赤队长满怀喜悦的胜利归来。他披着大衣，走进我们住的店铺，跨过二门，刚步入天井，伯钧同志听说吕队长回来了，就拿着修好的枪，兴高采烈地从他住的房内跑出来，迎着吕赤队长说：“队长，队长：手枪已经修好了，这枪可不再是半斤铁了。”他边说边试着扣动枪机。哪知平时横竖打不响的枪，这时，

子弹却上了膛，“叭”的一声，子弹从吕赤队长双眼间穿进，从后脑出来。枪响时，我正在吕赤队长身旁，见他倒下，急忙上前将他抱起，他已停止了呼吸。伯钧同志和听到枪声赶来的同志都惊呆了。领导上立即收缴了陈伯钧的手枪和子弹，并将他禁闭起来，听候处理。

事情发生后，大家都非常悲痛。伯钩同志除了万分悲痛外，更是悔恨自己。他和吕赤队长感情好，友谊深，他知道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看样子他在等待着最严厉的处罚。按当时的军法，打死人是要偿命的。陈伯钧要不要为吕赤偿命，大家议论纷纷。

毛泽东委员知道后，也非常痛惜，他了解吕赤和陈伯钧都是好同忑，伯钧打死吕赤完全是误伤。伯钧同志十六七岁考人黄埔军校第六期，即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参加讨伐夏斗寅叛军的战斗中，作战勇敢；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秋收起义时，他任排长，斗争坚决，顽强不屈，身患重病：仍毅然跟着毛委员上了井冈山。占城会议后，毛委员曾选派他跟着游雪程、徐彦刚三同志最先去井冈山，帮助训练和改造袁文才的农军。毛委员去茶陵处理陈浩事件时，也选派陈伯钧和毛泽覃等同志随行。陈伯钧同志可说是工农革命军中年轻有为的干部之一，毛委员对他很赏识和信任。如今他打死吕赤同志，虽属无意，但后果严重，到底怎样处理为好呢？人人都在关心着。

毛泽东委员把教导队党支部书记蔡钟和士兵委员会主席张令彬找去商量。毛委员说：陈伯钧打死了吕赤，同志们都在议论要陈伯钧抵命。可是，大家想过没有。我们已经死了一个好同志，如果再拿一个好同志偿命，这样做对革命是有利还是无利，陈伯钧既然不是有意伤人，我看还是不要他偿命力好，让活着的同志去完成死了的同志来完成的工作。你们士兵委员会讨论一下，给陈伯钧同志一个适当的处分。蔡、张两人都觉得毛委员说的道理令人信服，便立即回到教导队给大家做工作。

过了两天，全团接到紧急集合的通知，我们大家想，可能要宣布处理这件人命大事了，心情都很紧张。集合后，才知道是要听毛委员讲政治课，紧张的心情才平静下来。因为没有课堂，全队就集合在中村南面的一块权田里。刚开春，田里没有放水，大家都席地坐在禾兜上。毛委员面前有一张长桌和一条长板凳。他挺立着魁梧的身躯，用亲切而洪亮的声音讲着话。他说：今天讲课前，宣布一件事。大家都知道，教导队长吕赤同志被陈伯钧打死了，大家都很悲愤。但念陈伯钧同志不是有意，而是误伤，就不叫他偿命了，我们革命正需要干部。培养一个革命干部很不容易，已经死了一个，是没有办法再活了，就不要再死一个了。我们大家在对吕赤同志表示哀悼外，一定要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

毛委员叫陈伯钧站到队伍前面，警卫员拿出已准备好的约两尺来长的竹板，对陈伯钧执行打一百板手心的处分，党支部又宣布给予陈伯钧留党察看3 个月。这件事处理得非常完满，陈伯钧同志和大家都心服口服，接着毛委员开始上政治课，题目是“中国革命的特征”。同志们都以敬佩的心情，聆听毛委员讲的革命道理。

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毛泽东同志这种处处从革命利益和革命大局出发的高度原则性，和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却深深印人我的脑海，至今仍记忆犹新。

陈伯钧同志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没有辜负毛委员和同志们的期望，他

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成为我党我军的一个能征善战的将领。

吕赤同志、伯钧同志和敬爱的毛泽东同志都已安息于九泉了。但他们的革命经历和光辉业绩却永远留在活着的人们心中！

（作者陈士榘：原题为《要不要他偿命——毛委员处理一桩人命案》，选自《星火燎原》杂志 1985 年第 5 期，战士出版社出版。作者当时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区队长兼军事教官；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