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雄才韬略领导抗战

洛川会议定方向

全国抗战爆发后，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出席洛川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德怀、林伯渠、张闻天、凯丰、博古、关向应、刘伯承、肖劲光、徐向前、罗瑞卿、贺龙、李富春、徐海东、张浩、周建屏等同志和我，张国焘和林彪也参加了会议，一共二十几个人。李富春同志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担任会议记录。

洛川会议是 8 月 22 日开始的。毛泽东、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同志就形势和任务问题作了报告，紧接着讨论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在这次会议上，讨论时间比较长、议论比较多的，是八路军出征以后的作战方针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曾经出现过不同的意见。

毛泽东同志在发言中说，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它，看轻它。同日本侵略军作战，不能局限于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套老办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们的子弹和武器供应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由于蒋介石奉行错误的政策，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暂时处于优势地位，因此，我们必须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准备坚持持久抗战。毛泽东同志还说，要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壮大我们的力量。那个时候，毛泽东同志已经想到了更长远的目标，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我们还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只有争取了群众，扩大了武装力量，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为革命的深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林彪不同意打游击战。他在会上说，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套经验上，觉得内战时期我们已经可以整师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队了，日本侵略军有什么了不起！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太低。当时的情况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才一年多的时间，部队还没有大的发展，后勤供应方面，武器弹药、粮秣、被服都非常缺乏。这样一个现状，到前方同日本帝国主义硬拼，能拼出什么名堂来，非吃大亏不可！另外，我们开赴抗日前线，根据我军当时的能力和特长，只能是发展游击战争，钳制敌人，拖住敌人，使敌人进攻时有所顾虑，阻止它长驱直入，以支持正面作战，振奋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进而抑制一下弥漫于国民党上层的失败主义情绪，如果只想到前方同日本侵略军拼几下，不重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壮大人民的力量，怎么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呢！

洛川会议从 8 月 22 日到 25 日，一共开了 4 天，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还是统一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作战方针上来了。不过，毛泽东同志也考虑到讨论中的不同意见，把关于作战方针的提法作了一些变更，使之更全面、更科学了。这就是：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当然只提山地游击战，似乎也窄了一点。所以，我们出师华北之后不久，又改成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历史事

实证明，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战略方针，符合实际情况，是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而提出的正确方针。

我在洛川会议上讲得不多，作了两次比较短的发言，表示赞成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作战方针，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面作战。我所以笼统地提游击战争，是因为考虑到华北那个地方，还有不少的平原地带。我还讲到，出征之后，我们要注意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争取得到群众的密切配合，壮大人民的力量。因为秋季即将来临，出征的部队还穿着单衣、草鞋，过冬的服装尚无着落，我想到了部队的供应问题。我发言说，我军到抗日前线作战，土气是高的，这没有问题；但是，在经费和武器弹药等物资供应方面问题很大，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所以我提出，要尽量多筹一些款。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正在同国民党方面谈判，但他们一味拖延，鉴于当前的条件和出征的紧迫，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还是靠我们自己，一切靠我们自己。

经过洛川会议的讨论，对出征以后究竟怎么办的问题，思想上更为明确了。所以，在部队匆匆出征的时候，尽管前方战局混乱，我们对胜利还是很有信心的。

（选编自《聂荣臻回忆录》（中册），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40—343 页，作者时任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1955 年月被授予元帅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