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湾改编到古城会议

秋收起义的组织和发动是艰难的，而引兵井冈也不是容易的。江南的秋阳，炎威尚烈，在山岭丛林中穿行，道路崎岖，举步艰难，疟疾、痢疾蔓延，部队病员增加。疲劳和疾病严重地威胁着我们；更危险的是国民党军队及地主武装把我们看作洪水猛兽，尾追堵击，穷凶极恶。

屋漏又逢连阴雨，篷破又遇顶头风。部队经江西萍乡的桐木、小枧，22 日到泸溪镇宿营。第二天清早出发时，由于侦察不力，情况不明，遭到朱培德部恃务营和保安团的伏击。我们仓猝应战，损失数百人。在部队危险时刻，总指挥卢德铭同志挺身而出，率领一个连抢占路旁的一个高地阻击敌人，掩护部队转移，不幸中弹牺牲。

部队在泸溪冲破敌人的堵击后，继续前进，9 月 24 日（即 1927 年—— 编者注）下午到达莲花县甘家村，这时已摆脱了敌人。此时，毛泽东同志从当地党的负责人甘明山、贺庆国等同志的汇报中，了解到，在 9 月 18 日，莲花县农民自卫队攻城失利，70 多人被捕，30 多人牺牲。于是，召开地方党的负责人参加的军事会议，决定攻打莲花县城。25 日早晨，在甘家村召开了军民大会，枪决了从萍乡抓来的 6 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打击了反革命势力，鼓舞了群众斗志。会后，部队立即出发，中午到达莲花县城，此时正大雨滂沱，部队未待休息即发动进攻，不到半小时就攻克莲花县城，守城的一个保安队大部逃跑。进城后，打开监狱，解救了被捕的党员和群众，打开伪县政府的积谷仓，分给贫苦群众。26 日清晨，毛泽东同志在县城召开莲花具党组织负责人座谈会，对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随后，部队继续出发，29 日到达永新县的三湾村。

三湾处在湘赣边界的九陇山区，是茶陵、莲花、永新、宁冈四县交界的地方。由陈家、钟家、上李家、下李家和三湾街组成，合称三湾村，有 50 多户人家，在山区可算是大村子了。

部队到达三湾的当晚，毛泽东同志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起义部队到三湾时，已不足千人，但仍是起义前的编制，有的团、营官多兵少，枪多人少，这样的组织不利于作战。在部队成员中，多数是各地工农运动中的骨干分子，有许多党、团员在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遭受反动派的摧残迫害，他们怀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背井离乡参加革命队伍。

到部队后，经受艰苦战斗环境的考验，受到革命的思想教育，斗志更坚定了，这是部队的主流。但也有一些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旧军官出身的人，在战斗夫利和艰苦环境面前，悲观动摇。有些人甚至互相询问：“你走不走？” “你准备到哪里去？”思想相当混乱，有的甚至不辞而别。在有的部队中一些军官旧习未改，仍施军阀主义淫威，动不动就打骂士兵，严重影响官兵团结，削弱部队战斗力。很显然，不改变这种状态，长期的艰苦环境难以适应，革命的艰巨任务肯定无法完成。

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大刀阔斧地解决了我军建军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整编中他着重办了三件事：

一是整编组织，把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下辖二个营七个连，另设军官队和卫生队。把多余的干部编入军官队，把战斗员和伤员分开，部队更精干了，战斗力大大提高了。对动摇不定的人，在做大量思想工作的基础上，采取自愿原则，愿留者留，不愿留者发给 3 元至 5 元的路费，开具证明允许离队，并希望他们回到本地继续革命，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

二是在部队建立各级党组织，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党在北伐军中建立组织的经验，决定将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的小组。这是一个重要措施，比北伐时党建在团上是一个大的进步。因为，连队是部队的基层作战单位，部队的作战、训练和生活，多是以连队为单位的部建在连上，就可以具体的了解士兵情况，更好地教育和团结士兵有力的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后证明，“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连以上设立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毛泽东同志任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决定重要问题都要经党委集体讨论决定。毛泽东同志第一次为工农革命军建立了党委集体领导制度，从而确土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对保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使我军成为执行政治任务的可靠工具，具有决定的意义。

在整编中重新任命了干部：团长陈浩；一营营长员一民，党代表宛希先；三营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党代表何挺颖；特务连连长朱建胜，党代表罗荣桓；军官队队长吕赤；卫生队队长曹■，党代表何长工。

三是实行民主制度。毛泽东同志决定废除军阀军队旧制度及其影响，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废除繁琐的礼节，建立新的带兵方法，开会士兵有说话的自由，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吃饭穿衣部一样。为了保障士兵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在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是士兵的群众组织。士兵委员会的主席和委员由全体士兵民主选举产生。官长也参加士兵委员会，也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官长被选举者不得超过委员会人数 1／3。士兵委员会在党代表指导下进行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组织领导士兵的文娱生活，监督部队的经济开支和伙食管理等。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之权，军官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处分。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是增强团结，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它

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军队官兵对立的关系，有利于加强官兵团结和提高战斗力。正如后来毛泽东同志总结的，“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正是由于整编，军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改编后，我担任卫生队的党代表，专门收养病号和伤员。当时正赶上季节性的传染病，部队又整天打仗，住不好，吃不好，生活很苦，可是大家没有叫苦、发牢骚的，

不少伤病员仍坚持于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它建立了一套政策，这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在我军建军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湾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向宁冈县古城进发，10 月 3 日下午，工农革命军到达古城。当天，毛泽东同志在文昌宫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前敌委员会委员，部队营以上的党员干部和党的活动分子，还有中共宁冈县委龙超清、龙国恩、萧子南等同志，会议历时两天，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我上午参加了半天会议，下午接受侦察任务外出了，会议结论我没听到，是以后别人告诉我的。

会议讨论确定了对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方针问题。这是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袁文才、王佐，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虽然都叫“农民赤卫军”，可不是我们党领导的。他们劫富济贫，是标准的“绿林豪杰”。对他们到底持什么态度？当时不少人主张用武力消灭他们；毛泽东同志却不同意。他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了。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着呢，历史上有哪个朝代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的？我们要团结改造他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统治阶级就拿我们没有办法。何况，他们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很深。虽然有地方主义、“绿林”习气等缺点，但是可以教育改造的。我们不能采取旧军阀大鱼吃小鱼的吞并办法。现在的形势逼迫他们要革命，要靠近我们，因此，此时绝不可以动武，应该主动搞好关系，积极争取他们革命，并通过他们团结井冈山的广大群众。经过讨论，统一了认识，确定对袁、王部队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

会议还确定在茅坪建立留守处和后方医院，决定派人分头与中央、湖南省委和南昌起义部队取得联系。

会后毛泽东亲自做袁文才的工作，送给他 100 多支枪，和他交朋友，并且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同志到袁文才部队工作。后来又派我去做团结、争取王佐的工作，要把王佐、袁文才都转变为好同志，把他们的部队改造成为工农革命军。

毛泽东同志正确对待群众，广泛争取团结各种革命力量，不仅使我们在井冈山站住了脚，扎下了根，而且通过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吸取许多营养。毛泽东同志曾说：我毛泽东不是一上井冈山就有现在这个水平的，我是摸索试探前进的，我们的经验是打出来的。这固然是毛泽东同志谦虚，事实也正是这样。毛泽东思想确实是党和革命群众智慧的结晶，是无数共产党人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是几十年革命实践的产物。这里我讲一个小故事：井冈山原来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非常厉害。地主武装怎么也整不倒他。他的作战秘诀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同志听到这个故事很感兴趣，他说，前一句话不对，后一句话很好，我们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干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钻，钻不赢就化（化装成老百姓）。后来，毛泽东同志就把这些做法总结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成为我军有名的战术原则。

从三湾改编到古城会议，解决了军队建设和建立根据地的一些重大问题。

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把革命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终于燃遍了全中国。

（节录自《何长工回忆录》，第 99—107 页，作者当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卫生队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