猿猴场招见

为了消灭川敌郭勋棋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都亲临前线指挥， 1935 年 1 月 27 日，他们一方面电令我红一师在黄陂洞阻止敌人南下，一方面令三军团、五军团及干部团全部，迂回包围郭旅。当时，我师虽受敌三面包围，但为了土城战斗的胜利，仍英勇抗击敌人的多次进攻。红二团的领导同志见情况危急，曾建议撤出战斗。我说，我们在这里多坚持一个小时，土城的战斗就多一份胜利的把握，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撤。遂又坚持到第二天的黄昏才撤出战斗。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鉴于土城鏖战终日，虽歼敌一部，但敌人的援军即将赶到，原定进占赤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为敌人所阻，不能实现，久战对我不利。于是中央军委当机立断，下令连夜撤出战斗，于 1 月 29 日拂晓前，从猿猴场、土城西渡赤水（即一渡赤水）向古蔺开进。

当我师在猿猴场渡口准备渡河时，毛泽东同志派总司令部的一位参谋到渡口来找我们，要我和政委黄甦、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到他们那里去。这是我在长征途中第三次见到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这次见到我们（耿飚同志因指挥部队过河未到）时，对我们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并说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这是我们红一师的领导同志第一次听到了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而且还是由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们讲的。因此印象特别深刻。

当我们听到这次会议“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时，大家非常高兴。因为这个问题，是长征以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当时党心所向，军心所归。虽然黎平会议决定转兵黔北以后，我军已由原来处处同敌人“决一死战”的方针改为“避强攻弱”、“避实击虚”的方针，不再往敌人布置好的口袋里钻了。但是军事领导上的问题不解决，还难以从根本上保证长征的胜利。遵义会议精神所以过了 10 多天以后才传到红一师，分析起来，大概有以下几方

面的原因。一方面因为一军团在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之前，已进到离遵义 50 公里以外的桐梓、松坎地区，且遵义会议一结束，我师就奉命作为先头部队向赤水方向前进。军情紧急，来不及向我们传达。另一方面是参加遵义会议的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因脚打泡化脓未好，坐担架随中央纵队行军，没有回到前方部队。再一方面，不能不说同林彪对遵义会议的态度暧昧有关。在

第五次反“围剿”中，林彪是李德“短促突击”战术的积极鼓吹者和追随者； 在遵义会议上当李德受到批评时，林彪又没有发什么言，遵义会议结束后， 林彪又同意李德跟一军团行动“体验生活”。因此，虽然林彪在参加遵义会议后就回到了部队，但却没有及时地给我们传达会议精神。当然，这是事后的分析，当时我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毛泽东同志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他说：“你们一师在长征途中几次被敌人侧击，都随机应变地处理得很好，你们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按照军委的意图，当机立断，这是正确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 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就是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

机动灵活，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在中央苏区的一、二、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同志面对强大的敌人，采取了诱敌深入， 隐蔽主力，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原则，指挥我军连续取得胜利。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也由于继续运用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因此仍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这时毛泽东同志所以又再强调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其用意， 按我当时的理解，除了要我们不要忘记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之外， 着重还是告诉我们，不要因为目前军委改变从宜宾到沪州一带北渡长江的计划而产生别的什么想法；而且“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要作好思想上的准备。

毛泽东同志对我们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部队的缩编问题，毛泽东同志说：

“部队到扎西以后要进行缩编。准备把师改为团。你（指我）这个师长就要当团长啦！”接着，毛泽东同志问我：

“你看行不行？” “行！没有问题！”我回答说。

“对啊！应该没有问题，你就只有那几个兵嘛！名义上虽是一个师，实际上只是一个团。”毛主席又问：

“你们一师还有多少人？” “还有 3000 多人。”我回答说。

“3000 多人编一个团又太多了点，这个到时候根据情况再定吧！”（后来到扎西，一军团除把师直属队精简之外，其余编制未变。）

当时我和黄甦、谭政同志都为能得到毛泽东的亲自指示而特别高兴，回来后立即向师里的其他干部作了传达。大家听了都非常兴奋，表示一定要按毛泽东同志讲的办。

（摘自《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26—129 页。作者当时任红一军团一师师长；1958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