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毛主席治病

1934 年 9 月初，党中央委员会驻在离瑞金三四十里的梅坑。那时我在中央红色医院里当院长。一天，我带着医助钟福昌同志到毛主席的住处去。

由于环境的艰苦和工作的繁重，当时毛主席很瘦，身体不好，组织上原想派陈炳辉同志（医生）去护理毛主席。为这事，中央总务处的袁福清处长和我，已经到毛主席那里去了一趟，但是毛主席不同意，他只要一个医助， 袁福清同志和我还是想派个医生去，毛主席却说：“现在部队很需要医生； 我们的医生又很少，我自己怎么好用一个医生呢？”我想：虽然我们医生不多，但也有几个，调一个医生护理毛主席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毛主席最后还是没有答应。这样，我只得在医助中东挑西挑，挑了个钟福昌。

钟福昌是共青团员，才 17 岁，长得挺壮实，整天笑嘻嘻，脾气很好，技术也不错。当我经过反复考虑，挑中了他后，就告诉他。他听了，兴奋得脸都红了起来。

那天，我带着他到毛主席的住处去。一路上，我也为他高兴。能跟在毛主席身边，这是多么难得的事。我羡慕地看看他，见他很激动，脚步轻快而有点慌张，我一面走一面嘱咐他：“到了毛主席身边，一定要细心谨慎，好好护理毛主席，决不可疏忽大意；有什么困难随时告诉我，我帮助你解决。” 这些话，我已经在这几天跟他说过好几遍了，这时不知为什么又说起来。钟

福昌嘴角上挂着笑容，一面点头一面说：“我一定好好护理主席，随时向你报告。”

毛主席住在村里一家老百姓的屋子里，我们一进去，见他坐在一张小桌子旁写东西，桌上还放着一把小茅壶和几个土碗。见我们进去，毛主席放下手里的毛笔，站起来，让我们坐下，给我们倒了两碗茶，又拿出战斗中缴获的糖果饼干，招待我们。

“主席，我派了一个医助，来照顾你。”我喝着茶说。“好啊！”毛主席说。

我向他介绍了钟福昌同志的情况，说钟福昌是江西人，在红色医务学校里训练出来的，学习成绩很好。毛主席听了很高兴，转向钟福昌，亲切地问他多大年纪、什么文化程度，又问他家中的情况，见他端坐着，也不喝茶， 也不吃糖果，像个客人，就拿了一些糖果放到他面前，温和他说：“不要客气，吃一点。”钟福昌一点也不拘束了。又谈了一会，毛主席叫钟福昌回去准备一下东西就来，我俩就走出了毛主席的住处。我对钟福昌说：“你看主席瘦得很，以后吃饭睡觉你都要好好照顾。”第二天，钟福昌背上一个红十字挂包，带了一些必需的东西，就去护理毛主席了。

十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正在中央红色医院里给红军伤病员看病，突然接到张闻大同志的电话，叫我马上到他那里去一趟。

我不知什么事，急急地赶到他那里，谢觉哉同志也在，我见他俩脸上现出焦急的神色。张闻天同志一见我，就说：“毛主席病了！”

“主席病了！”我惊讶地又问了一句。 “是啊！病了几天了，烧得很厉害。你看怎么办？”张闻天同志说。 我听了心一颤，上次去，他不是还好好的，怎么突然病得这么厉害？我

来不及多想，说：“我马上就去给主席看病。” “很好！”张闻天同志和谢觉哉同志同时说。

当时毛主席已到雩都去了，离梅坑有 180 里路。我把医院里的事情交给了陈炳辉同志，把各种急救药品、听诊器、体温表和注射器等等放进药箱， 要了一匹马，骑上就往雩都跑。

跑了一天一夜，当天傍晚，我到了雩都。在毛主席的住处门前，碰到了钟福昌，我来不及跟他多说，就问：“主席在哪里？”

钟福昌一脸愁容，往日常挂在嘴角的笑容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见到我去， 高兴了，马上带我去见毛主席。

我急匆匆地走进毛主席的房间，屋里有一张木板搁起来的床铺，一张没有油漆过的桌子，还有一张板凳。床上，冷天当被子盖的毯子垫在木板上当褥子，上面铺一条白洋布单子。毛主席就躺在这张床上，额上敷一条冷毛巾， 脸烧得通红，比十几天前更瘦了，颧骨高高地突了出来。为了革命的胜利， 毛主席整年整月不分白天黑夜地操心，劳累成这个样子，我心里很难受。

毛主席听到我们的脚步声，睁开眼看到了我，声音微弱地说：“傅医生， 你来了！”

我走到毛主席床前，说：“主席，我来了。”

毛主席精神很疲劳，不能多说话。我不敢多问，打开药箱，拿出体温表， 放进毛主席的嘴里。毛主席的嘴唇干裂了，呼吸很急促，鼻子里呼出烫手的热气。我焦急地等了 5 分钟，从毛主席的嘴里轻轻地拿出体温表，一看，啊哟！无情的水银柱升到 105 度（即摄氏 41 度），我有点惊慌，极力使自己保

持镇静，给毛主席检查了胸部、背部和腹部。幸好都正常，就是腹部有点胀。当时我们没有显微镜，也没有 X 光，不能验血和透视，检查只能到这里为止。

为了正确地判断病情，检查后，我招呼钟福昌到外屋，向他了解毛主席病中的情况。

一走出屋，毛主席的文书黄祖炎、警卫员吴洁清等同志都围上来，着急地问：“傅医生，主席的病怎么样？”

“热度很高。”我简单地回答了他们一句，就问钟福昌：“主席什么时候开始发烧的？吃过什么药？”

“烧三天了，吃过奎宁，一直不退烧。”钟福昌说。“吃东西怎么样？” “三天没吃东西了，只喝了点米汤。”吴洁清说。 “有时候昏迷吗？” “不昏迷，头痛得利害。”钟福昌说。

究竟是什么病呢？凭想象和自己十几年的医疗经验，我估计有三种可能，一是肺炎；一是肠伤寒；一是恶性疟疾。经过仔细分析，想到毛主席的胸部既然正常，虽有几声咳嗽，也不利害，不见吐铁锈痰，不像肺炎；腹部虽较胀，但经过灌肠后，松软了，神志也清醒，身上又不见斑点，也不像伤寒。三个可能否定了两个，我判断毛主席得了恶性疟疾，据了解，雩都这一带蚊子非常多，夜里人走路，蚊子会钻进鼻孔里，老百姓中已有人患了疟疾， 再说这时正是初秋时候，在南方是疟疾流行的季节，毛主席的床上没有蚊帐， 可能传染上了这种病。钟福昌同志虽然给毛主席吃了奎宁，但药量不够，不济事。我作了这样的判断后，准备给毛主席注射奎宁和咖啡因，同时吃奎宁丸。我把这意见告诉了毛主席，因为毛主席是很熟悉医药卫生的。他同意了。我给他打了针，两小时后，又给他吃了一片零点三克的奎宁丸。

我叫钟福昌多给毛主席喝开水，多换换额上的冷毛巾，就走出了他的房间。

黄祖炎已把我的背包拿进他的房间里，房里加了一块木板，搁了个铺， 让我和他同屋住。这时我才看了看这所房子。这是一家老百姓的住房，一连三间，左边一间是毛主席的卧室兼办公室；中间一间是客厅，警卫员同志和钟福昌住在里面；右边一间就是黄祖炎住的。除了厅稍大一点，两边两间都很小。我走进黄祖炎的房间，坐到铺上。黄祖炎一边帮我拿背包，一边说： “你来了就好了。这几天可把我们急坏了，钟福昌的药又不顶事。”

我躺到铺上，说：“没有化验仪器，这病是不大好判断。” “是疟疾？”黄祖炎问。

“恶性疟疾。”我说。 “这病好得快吗？”黄祖炎又问。 “会很快好的。”我安慰他，同时也安慰着自己。

我休息了一会，心里老不放心，又起来去看毛主席，见他睡得很安稳， 呼吸也很均匀。我踞着脚走了出来。

这一夜，我睡在床上，听到黄祖炎的床板老是■■的响，外屋厅里，也不时有人走动。我虽然赶了一天一夜路，但心里不安宁，眼一合上，不知为什么突然就惊醒过来，侧耳听听对面屋里的动静，有时听到毛主席的咳嗽声， 心里就像扎上了针一样，更睡不着了，心想：不知退烧了没有？我判断的病情不会错吧？药下得合适吧？脑子里一个劲地翻腾着；有时听不到什么动

静，眼皮就合起来了。

第二天清早，我走到毛主席床边，见他已经醒了。我问：“主席，好一点没有？”

毛主席转过身来，用手摸摸额角，说：“头轻了一点。”

我正拿出体温表，要给毛主席试体温，他问：“你睡得好吗？” “我睡得很好。”为了使毛主席宽心，我撒了个谎，接着问：“主席睡

得好吗？”

“我睡得好。”毛主席说。

我给毛主席试过体温，102 度，退了点。我心里很高兴，全身都感到轻快，我的判断是对的。

“热度退了点吧？”毛主席问。“退了点！”我兴奋地回答。

我又给毛主席检查了一次胸、背和腹部，一切都正常。像昨天一样，我给毛主席打了一针，又拿出三片奎宁丸，一天分三次吃。

第三天，毛主席的体温退到 100 度，额上的湿毛巾拿掉了。当我问到毛主席的健康时，他说：“今天感到又好了一点。”

这天，和前两天进行了同样的治疗。吴洁清给毛主席煮了点稀饭。

我回到黄祖炎的房子里，感到肩上的重担轻了，心里很舒畅。我打了个报告给党中央，报告了毛主席的病况，并建议中央和后方的同志吃一点奎宁， 以预防疟疾。

心里轻松了，睡觉也香了。第四天早晨，我躺在床上，有个人走到我床前，温和地问我：“这几天你累了吧？身体怎么样？”

我睁大眼睛一看，是毛主席！他怎么起床了？我急忙爬起来回答：“我很好，主席，你要多休息！”

“我好了。”毛主席笑着说。

我拿起药箱，随毛主席走到他房中，给他检查身体，一试体温，真是天大的喜事！水银柱稳稳地停在 98．4 度上（即摄氏 37 度）。我心里升起一股暖流，全身暖洋洋的，手心里冒出了汗。我捏住这支体温表，看着里面那一管透明的水银，它今天显得格外明亮，甚至发出闪闪的光彩，我越看越可爱， 心里不知怎么产生了感激它的心情，好像它变成了一个人，这个人报告了我一个最好的消息！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钟福昌，告诉黄祖炎，告诉吴洁清， 还要报告党中央，让所有关心毛主席病的同志放下心上的石头吧！

我忍不住心里的喜悦，笑着报告毛主席：“你退烧了，98．4 度，体温正常。”

“好啊！”毛主席也笑了。

这时，我见毛主席已坐到那张没有油漆过的桌子旁，桌上摆了文件、纸、毛笔，干什么？毛主席要开始工作了？那怎么行呢？连烧了六七天，烧得那么高，六七天只喝点米汤，昨天才开始喝了点稀饭。今天虽然退烧了，两眼已陷了下去，脸上没有血色，又瘦又黄，走起路来都是轻飘飘的。我是一个医生，了解大病初愈的情况，就是一个铁打的人，这时要工作，也支持不了啊！毛主席至少得休息 3 天！3 天！但是，看来毛主席连一天、半天、一小时都不肯休息。他已经在翻阅文件了。我一定得尽到医生的职责，劝阻他。

我走到桌旁，说：“主席，你虽然退烧了，可还得休息几天，现在就工作太早了。”

毛主席望了我一眼，像是想到了一件严重的事情，严肃而又温和地对我说：“休息？做不到的，你知道环境很紧张！”

他见我脸上现出担心的神色，又安慰我说：“我好了，你放心吧！” 一提到环境，我能说什么呢？可恶的敌人连着向我们发动“围剿”，而

且越来越疯狂，企图扑灭革命的火种，把人民永远踩在他们的脚底下。为了击败敌人，毛主席在重病后都不肯休息。毛主席肩上挑的真是一副千斤重担啊！但是，我又想：正因为这样，他应该更加保重身体呀！他却常常只顾工作，白天工作到深夜，深夜工作到天明，第二天睡一会，接着又是开会，看文件，写文章，常常因为紧张工作，忘了吃饭、喝水，冬天忘了寒冷，夏天忘了炎热，生病的时候忘了按时吃药。为了使革命的星星之火燃成熊熊烈火， 烧毁旧中国的黑暗、腐败，使全国人民得到解放，毛主席真是操尽了心。

我见毛主席已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不能去打扰他，没奈何，只得悄悄地退了出来。

黄祖炎见我出来，低声地问我：“怎么样，主席的病又好了点吗？” 他这一问，我才想到忘了把好消息告诉他们，我说：“主席退烧 “真的？”

“好啊！” “傅医生，亏得你来了，治好了主席的病，太谢谢你了！”

我的一句话把大家都引来了，吴洁清等同志围上来，高兴得说出各种各样感激的话。我想：治好毛主席的病是我的职责，我只是完成了一项应该完成的任务。但我见到大家的脸上现出了几天来第一次笑容，话也多了，低声地开着玩笑，甚至打闹起来，我心里和大家一样痛快。

“主席刚好就在工作了。”我又想起了这件事。

大家一下又静下来，担心起来，钟福昌说：“前几天，主席已经病了， 还一手支着头一手写东西呢？”

“主席关心别人的身体，自己总是艰苦工作，钟福昌到这里来也改行了。”陈昌奉说。

这几天没注意，原来钟福昌身上背上了驳壳枪，兼做起警卫员来了。 “主席说自己身体不错，用不着多护理他，我只得干点旁的事。”钟福

昌说。

“傅医生，你跟主席说说，请他休息几天。”吴洁清说。“我说了，没有用。”我说。 “你们知道，主席肩上的担子多重！”黄祖炎说。

我们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商量好在生活上加倍注意照顾毛主席。我恐怕毛主席工作起来又忘了吃药，从药箱里拿出 3 片奎宁，叫钟福昌一天 3 次， 按时把药和开水送到毛主席面前。

这天开午饭，吴洁清双手端着一个江西出的土罐，放到我面前，说：“主席叫我给你吃的。”

“什么？”

“鸡。” “鸡！”我惊讶他说：“为什么给我鸡吃？”

当时我们生活很艰苦，不用说鸡肉猪肉很少见，就是新鲜蔬菜也不常吃到。

“主席说你身体不好，要我买了燉的。”

“主席有吗？” “没有，主席就叫买了一只。” “主席吃什么？” “还是辣椒、酸菜。”

我心里被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眼睛一热，泪珠在眼眶里转。我过去得过肺病，身体衰弱，这些，显然毛主席还没有忘记。他自己重病刚好，正需要鸡肉营养身体，但还是像平常一样，吃辣椒和酸菜，却买了一只鸡给我吃。我怎么能吃这只鸡呢？

“吴洁清，我不吃，你端去给主席吃。” “主席交代了，一定要你吃。”吴洁清为难地说。

他把土罐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走了。我看看土罐里的燉鸡，满满一罐， 鸡汤上面浮了一层黄黄的油，鸡是好鸡，但这时要我张口吃。真是困难极了。想想毛主席，他总是这样关心同志。记得有一次，毛主席叫我去给何叔衡同志看病，当时我们缴获了敌人的一个马达，一到晚上马达隆隆地响，毛主席知道我有失眠症，怕马达声音吵我，特地在很远的地方给我找了一间房子， 让我住下。这事深深地感动了我，至今还忘不了。现在毛主席又买鸡给我吃。我想啊想的，忽然想到：这恐怕不只是毛主席对我的关心，也是毛主席对我的鼓励吧！是啊！当我们在工作中做出一点点成绩时，毛主席常常就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记得 1933 年，毛主席住在瑞金，有一天夜里发烧了，但第二大要去开一个重要的会议，当晚他把我叫去，对我说：“明天我要去做个报告， 你能给我退烧吗？”我马上给他检查了身体，开了药给他吃。睡了一夜，毛主席退烧了。后来他竟对张闻大等半开玩笑他说：“叫博医生看病，可以对他下命令，叫退烧就退烧。”

我越想越多，面前的鸡怎么办呢？

这时毛主席来了，我连忙站起来，说：“主席，我身体很好⋯⋯” 毛主席猜到我要说什么，笑着说：“你吃吧！你吃！”说着就走了。

我只好坐下来吃鸡。满满一大罐，我一个人怎能吃下去呢？我邀黄祖炎、吴洁清等一起来吃，他们一个也不肯来，躲得远远的，我只好一个人吃，这只鸡，我一连吃了 3 天，9 顿才把它报销了。

这以后，我每天给毛主席检查一次身体，试一次体温，都稳定在 98.4°。为了防止毛主席重患这种病，我还是每天给他打一针，吃 3 片奎宁丸。

从第四天起，毛主席就恢复了夜以继日的工作。

我在毛主席的身边住了 10 天，见他的病痊愈了，饮食也正常了，每顿能吃两碗饭，就准备回医院去。走以前，我走进他的房里，说：“主席，你病好了，今天我想回医院去了。”

毛主席放下手里的工作，对我说：“你不要走吧，我们买条鱼吃吃，过几天一起回去，我也要到梅坑去。”

我知道，毛主席买鱼又是为了款待我，我怎么能再给毛主席增加麻烦呢！ 因此当天就离开了雩都。

不久，我们就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雩都这 10 大，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 10 天。

（作者傅连暲，原题为《毛主席在雩都》，见杭州大学编《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1977 年内部出版，第 180

—190 页。作者当时任中央红色医院院长；1955 年被授予中

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