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红旗插上喜玛拉雅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第二野战军于 1949 年 11 月 1 日，发起了向西南进军的战斗。当时，我任第二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长。进军西有的战斗虽依旧频繁紧张，情况仍复杂多变，但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形势，不论从全局还是从西南局部来看，胜券已经在握。这时，刘伯承、邓小平首长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 1949 年10 月 13 日关于由西南局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指示，着手考虑进军西藏的问题了。

1949 年 12 月中旬，党中央转来了毛主席在访苏途经满洲里时，给中央领导和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首长的信，信的大意是，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对我非常有利，为不失时机地解放西藏，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促使西藏向内向转化，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元旦过后，党中央又转来毛主席从莫斯科给刘邓贺首长的电报，要求立即研究部署进军西藏问题。提出进军兵力只需一个充足的军或 4 个师。应争取于今年 4 月中旬开始进军。为此，指示进藏部队应迅速进驻打箭炉（今康定），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

12 月 8 日，西南局及西南军区领导打电报给党中央和毛主席，表示坚决

执行解放西藏的任务，并决定以 18 军为主，筹划进军和经营西藏。同时，建议第一野战军由新疆、青海方向出兵配合，以形成向心入藏的有利形势。

1950 年元月 10 日、15 日，刘邓首长在西南局驻地重庆曾家岩，接见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和师以上干部，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解放西藏的决策、方针和部署。刘伯承司令员说，解放西藏是完成祖国大陆统一的最后一役。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边防，解放西藏人民，是我党光荣而艰巨的事业，希望你们勇敢地担当起来！

月上旬，中共西藏工委为贯彻中央当年解放昌都、第二年进军拉萨的指示，在甘孜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是研究昌都战役的指导思想、昌都解放后的有关政策及工委机关的建立。张国华在会上说，中央为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对西藏当局已做到了仁至义尽。1950 年 1 月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遵中央指示给西藏当局写信，阐述中央方针政策；5 月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绕加措发表广播讲话，希望达赖速派代表团赴京谈判。之后，又由西康、青海派遣和谈使者，并通过我国驻印度使馆多次敦促西藏当局，派代表协商谈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但是，他们执迷不悟，堵塞了和谈渠道，关闭了谈判大门。8 月 22 日，和谈使者格达活佛被害于昌都，劝和的“青海藏族代表团”被软禁于黑河（今那曲）。中央又通过外交渠道告诉西藏滞留印度的代表团：我军就要向西藏前进了，西藏代表团如有和谈诚意；希望于 9 月上旬到达北京。但至今仍得不到他们的响应。因此，我军不得不以军事手段进占昌都。尔后，再做和平解决西藏的努力。

张国华说，毛主席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青藏高原气候特点，期于我军 10 月解放昌都。并指出：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如我们能于 10 月解放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

决。张国华说，毛主席对我军解放昌都后将主力撤回月“孜，只留 3000 人在那里过冬的部署表示赞同，认为此举可能有助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1950 年 10 月 6 日，我军发起了昌都战役。 18 日，昌都战役胜利结束，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推动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进程。达赖及其官员感到，目前依靠外国势力支持，搞所谓的“西藏独立”已不可能，而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祖国各民族大团结的凝聚力，在期待他们回到祖国怀抱。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决定接受中央人民政府举行和谈的办法，并委任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谈判代表。

1951 年 1 月底，以阿沛为全权首席代表的和谈代表团到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指派的以李维汉为全权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开始进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谈判。双方代表本着友好团结的精神，经过 20 多天的协商谈判，圆

满达成协议，于 5 月 23 日正式签字。

当夜，我们收到《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字的电报。消息不胫而走，军民奔走相告，机关、部队连夜座谈，欢呼这是党中央、毛主席解决国内极其复杂的民族问题的光辉胜利，祝贺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回到了祖国各民族友好合作的大家庭，祝贺西藏人民与祖国各族人民携手走上团结、进步的道路。

协议签字的第 3 天，毛主席发布了“我人良解放军为了保证协议的实现与巩固国防的需要决派必要兵力进驻西藏”的训令。我军高举着和平解放西藏的旗帜，开始了进军西藏的伟大壮举。

军前指于 8 月 28 日由昌都出发。这是一次极其艰苦的、历时两个多月的长途行军。疲劳、饥饿、高原不适应时刻威胁着人们，几乎每天都有战士、干部默默地长眠在行军途中。我们的部队毕竟是在战争中锻炼出来的英雄部队，依靠各级党组织坚强的政治工作，依靠党员、干部的模范作用，团结互助，发扬吃大苦、耐大劳、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勇往直前，义无返顾地顽强跋涉 3000 里，胜利完成了进军任务。

月 26 日，军前指进入拉萨，受到拉萨各族各界 2 万多人的隆重欢迎。

进藏以来一直担任先遣任务的 154 团，在团长郄晋武、政委杨军率领下，接受了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等领导和阿沛、然巴、夏苏、绕克夏等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的检阅，举行了入城式。

我们到拉萨的第 3 天，中共西藏工委、军党委与张经武代表一起遵照毛

主席 9 月 13 日的指示，讨论了部队工作方针。毛主席指出：如果我军不从事生产，则给养将成严重问题，靠藏政府供给或购买则对藏民不好，故须实行生产与筑路并重的方针。毛主席还指示，为使班禅能回后藏，并便于开展工作，应改变明年不进驻日喀则和江孜的决定，要各派一部分军队进驻上述各点，并在这些地方进行生产。

西藏和平解放，政治形势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正如毛泽东主席指出的： “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统治之后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天在这一团结的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团结、进步、发展，就成了我党我军和西藏人民共同奋斗的任务。

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根据西藏特殊的社会形态，科学地分析了协议签订后西藏的内外形势、指示我军在西藏的工作必须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中心任务是大力开展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在统战工作中，“以争取达赖

集团为主要任务，同时坚定地团结班禅集团和壮大左派，争取中间派，分化和争取右派”为方针，本着有团结有斗争、又团结又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的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维护祖国统一，扩大爱国进步人士的阵营，争取将动摇于内向与外向之间的上层人士稳定下来和分化、争取亲帝分子和分裂分子，使其中多数与帝国主义割断政治上、经济上的依赖和联系，逐步地向爱国方面转化。通过团结教育上层，增加助力，减少阻力。同时，相应地进行影响群众工作，逐步实现协议，为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创造条件，为我党我军站稳脚跟而奋斗。

1951 年 1 月 10 日，毛主席致电党中央和刘邓贺及西北局，指示西南局

拟定一个负责经营西藏的党的领导机构及委员人选。中央于 1 月 24 日批复了西南局的报告，同意组成由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的中共西藏工委。

为了加强党对西藏的统一领导，1951 年 12 月 19 日，中央批准中共西藏工委成员的调整方案。不久，中央通知张经武为工委书记，张国华、谭冠三、范明为副书记。 1952 年 2 月 10 日，在与西藏上层人士充分协商后，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西藏军区。

西藏工委、西藏军区遵照中央“慎重稳进”的方针，广泛开展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各级领导干部在统一部署下分工负责，和噶厦政府官员和各地土司、头人广交朋友，联络感情，团结了大多数上层爱国人士，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然而，达赖集团的司曹鲁康娃、洛桑扎西等人惧怕 17

条协议的实行，他们于 3 月 10 日又以反对成立西藏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为借口，召开所谓“人民会议”，发动武装骚乱，指使藏军包围我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住宅，向张经武代表“请愿”，提出“解放军撤出西藏”等无理要求，并恫吓、袭击呵沛等爱国进步人士，性质十分严重。这是一场关系到祖国统一与分裂的重大政治原则的较量。

党中央、毛主席和西南局的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首长对我军处境十分关怀，一天几次电报，连粮草、工事等情况都一一问到。毛主席为我平息这次伪“人民会议”事件制订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指示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维护《十七条协议》，要把协议精神和事实真相告诉人民。工委和军区遵照毛主席指示，高举反帝爱国旗帜，以坚持 17 条协议为原则，本着团结争取上层中的多数、促进反动营垒内部分化、利用反面教材教育群众的指导思想，对以鲁康娃为首的反动分子展开了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当其阴谋和反动面貌已经暴露于众时，达赖喇嘛在张经武代表表明我严正态度后，不得不撤销首要顽固分子鲁康娃、洛桑扎西的司曹职务，宣布解散伪“人民会议”。当其主要分子已受到打击后，我们在工作上也做了适当调整，确定目前不改编藏军，不成立军分区，也不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照旧，把协议的全部实行延缓下去，以团结达赖集团中的多数，争取他们回到反帝爱国方面来。

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在党中央、毛泽东英明领导和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彭德怀等同志的正确指挥下，在全国人民，特别是藏族人民的关怀和支援下，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为维护祖国统一、建设西藏所创造的英雄业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摘自李觉：《回忆和平解放西藏》，见《中共党史资料》第 35 辑，第 80—102 页。作者当时为第二野战军司令部作战

处处长、二野十八军（进藏部队）第二参谋长等职；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