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于 1945 年 9 月，奉党中央及中央军委命令，率新四

军第三师主力 4 个旅和 3 个特务团共 3.5 万余人挺进东北，11 月 10 日抵达冀东的三河、玉田一线，适逢连日降雨，道路泥泞难行，部队又无雨具，不得不就地休息两天，并补充粮食，准备出山海关进入东北。

这时，得知国民党汤恩伯部 5 万余人逼近山海关，已与守卫山海关之我山东部队杨国夫师接触。考虑到我部既然已难按原计划经山海关进东北，我便于 11 月 8 日向中央军委发电报，建议改由山海关以西绕道经冷口出关进入东北。

11 月 11 日，我接到东北局电报，命我率部直趋山海关，配合杨国夫师歼灭进攻之敌。13 日又接东北局电令，要我部暂勿向锦州、义县前进，而改向义院口、驻操营前进，并要我统一指挥新四军第三师及山东梁兴初师集结于抚宁地区，待机歼灭正向山海关西北之石门寨及抚宁延伸并构筑地堡工事的国民党军。

11 月 14 日，我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并转报东北局，说明新四军第三师与

山东梁兴初师全部集结于抚宁，尚需 6 天时间，且部队极度疲劳。军委前己电令我部迅速向锦州集中，现东北局又电令我部集结抚宁作战，究竟如何行动，请尽快指示。

当日即接到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发来的电报，令我部与梁兴初师速分路平行前进，限 24 日到达锦州地区休整。 15 日，毛泽东又电示东北局： “我黄、梁两部四万二千，远道新到，官兵疲劳，地形不熟，目前开至义院口、驻操营，必无好仗可打；即便歼敌一部，不过战术胜利，而兵力暴露，不得休整，势将处于被动。应令黄、梁两师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开至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内线，休整部队，恢复疲劳，补充枪弹，熟悉地理民情，创造战场，演习夜战，准备决战。”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命令，我即率部从玉田出发，经丰润、迁安，

由冷口出关，又经青龙、建昌，于 11 月 25 日到达锦州附近的江家屯。

在新四军第三师主力部队到达东北之前，李运昌所部已先期一个多月由冀东进入东北，并很快收编了大批游杂武装。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陆续进入东北，向铁路沿线和大城市发动进攻，李运昌部被迫从锦州等地撤退。 11

月 26 日，锦州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我刚刚到达锦州江家屯，就接到东北局的电报，命令我率部负责切断铁路交通，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沈阳。

当时，我们部队经过长途跋涉，非常疲劳，而且面临一系列困难无法解决，很难进行大规模作战。苏联红军占领东北之后，因为受到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约束，不准我军进入大城市，不准我军接收苏军缴获的日伪军用物资。当时的东北，土匪蜂起，人民群众听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我们很不了解，也没有地方党和人民政权的支持，部队的给养相当困难，出去搞粮食需要派出整排整连的武装，少数人根本无法通行。部队指战员没有棉鞋、棉帽和手套，从苏北带来的一套薄棉衣，根本抵不住东北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先头部队第八旅指战员及先遣人员，因出发仓促，连薄棉衣也没有穿上，困难更大。加之在冀东三河境内向部队作进军东北动员时，对这些困难估计不足，此时部队的情绪出现了波动。我们只好重新作思想土作，动员大家克服困难，战胜困难。在这种情况之下，要部队同刚出关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在铁路沿线打硬仗，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有鉴于此，我于 11 月 26 日给毛泽东发去一封电报，除报告我部已到达东北及部队所在位置外，着重报告了部队遇到了极为困难的情况。我在电报中讲了“七无”等情况，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锦州、山海关以西地区土匪极多，少数人不能通行，战场极坏。而敌人已占领锦州，将直达长春。我提议我军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体力，并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我在电报中说明，由于我刚到东北，与东北局的同志不熟悉，所以直接给毛泽东发电报请示并提出建议。

月 27 日，我又将某些县政权由改编的伪军所控制的情况，电报中央军委，并说明“东北特工、土匪甚多，如不及早着手建立根据地，我主力在东北亦很难应付。”

毛泽东回电指示我直接向东北局请示和提出建议。 11 月 29 日，中央军委亦给我回电指示：“关于你部编制、干部配备与活动地区和作战意见等，你均可与林彪但白商谈，并由你与林向中央提出意见解决。”

我先后给东北局发了三封内容类似的电报，提出建立根据地的建议，但始终未见回音。为了执行东北局原来给我部的作战命令，我便与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一道，带领各旅干部去看地形。待看完地形回到驻地，恰巧李天佑奉林彪之命来我部联系。通过与李天佑交谈，我才知道中央已派林彪负责组织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我军进入东北的各部队。而林彪的总司令部高我们的驻地大约只有二三十华里。我立即与李天佑一起骑马去见林彪，当面向林彪陈述了我的上述建议。我说，部队现在的状况不宜进行大规模作战，我们是疲惫之师，且无根据地作依托；而敌人是乘坐轮船来的精锐之师。“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是不可取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后方，站稳脚跟，逐渐发展壮大自己，以期将来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

林彪当即采纳了我的意见，并命令部队转移到义县、阜新一线，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我则同林彪会合，驻到义县附近的乡下。我就便又向他陈述关于建立根据地、打开东北工作局面的想法和建议。

正在这时，毛泽东来电，询问我们对东北工作所拟采取方针的意见。我根据自己的上述想法，拟了一份电报稿，送给林彪看后，即给毛泽东发出。据我所知，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其他领导同志，也都给毛泽东回电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月 28 日，毛泽东给东北局发来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著名电报指示，指出东北斗争的艰苦性，及时地提出了把东北的工作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方面，“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便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在将来转入反攻。毛泽东在电报中还特别提醒说：“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我们在东北就将陷入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指明了东北工作的正确方向，对统一大家的认识，坚定信心，为最后夺取解放东北的胜利，奠走了思想基础。

（选编自《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23 338 页。作者时仟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

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