盱全局遏逆流坚持抗战

1940 年 5 月间，党中央来电，让我赴延安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6 月 1 日，我告别朱瑞、黎玉等同志，离开沂蒙山区，向延安进发。这是一次长途行军，辗转数千里，历时半年多，到达绥德、延安，已是“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的严冬景象了。

刚到延安，总政治部的同志热情接待，安顿我们住在小砭沟一带的窑洞里。毛主席住杨家岭，很快接见了我。我将朱瑞同志的一封信交给了他，并简要汇报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他讲了当前的形势和方针，要我们先学学文件，议一议，还可向延安的同志介绍些敌后游击战争的情况。

半年多的时间里，国内外形势剧烈动荡，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气焰，有增无已。希特勒为进攻苏联，独霸欧洲，将进攻矛头首先指向北欧、西欧，占领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等国后，又以闪电攻势，突入法国，攻陷巴黎； 接着，迫使东欧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国加入法西斯军事同盟，致使大半个欧洲，沦入希特勒魔掌中。1940 年 9 月，德、意、日《三国公约》订立。这一世界法西斯军事同盟的公开形成，预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暴，将席卷全球。美、英的“东方慕尼黑”计划，仍在继续推行。日本帝国主义为加速侵略战争的步伐，疯狂积聚人力、物力、财力，准备“横扫” 太平洋地区，实现其吞井亚洲，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梦想。在我国内， 八路军敌后战场承担着 1／2 侵华日军的压力，大大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负担。但蒋介石大打出手，竟然迫不及待地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于 1941

年 1 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博得日本侵略者和一切卖国贼的喝彩。分裂和倒退的乌云遮大，使相持阶段的中国战局，出现了逆转的极大危险。

毛泽东同志精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我们的对策。基本观点是： 皖南事变的发生，表明蒋介石向着全面破裂国井关系，准备投降日寇，迈进了一大步。但是，破裂只是开始，还不是完成；投降正在准备，并不等于实现。有些同志认为，这一事变的发生，标志着整个资产阶级的再次叛变，苏维埃时期的重新到来。但经我们反复观察和研究，认为不符合实际情况。民族矛盾仍然是当前的主要矛盾；亲英美的大资产阶级同日寇的妥协倾向虽有发展，但对立的因素并未消失；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拥护国共合作抗日，不少头面人物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国民党军政界，特别是桂系与蒋系的矛盾正在发展；工农基本群众的民族觉悟大大提高，八路军的力量迅猛发展；国际进步舆论，对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同声谴责。所有这些， 都不同于大革命后期的情况，逼迫蒋介石一时不会走到全面破裂国共关系的地步。蒋介石反共成性，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对付这个人物，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的对策是：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既要坚决揭露蒋介石的反共投降阴谋，又要避免大规模内战的发生。当然，也要做好应付全面破裂的准备，这叫棋先一着，有备而无患。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 决不能重演。

毛泽东同志对山东的局势，也有明确的分析：山东是我们的重要战略支撑点之一，不论现阶段或将来的总反攻阶段，对整个战局都有关键性的作用。目前，它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枢纽；将来，它是我军反攻东北的战略基地。他说：山东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日作战、反顽斗争、巩固政权，贯彻了中央的方针。问题是不能右倾，不能顾虑重重，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群众的发动要大大深入，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的关系应更好地协调， 反顽斗争要坚持两面政策，即有打有拉。两面政策，一打一拉，是蒋介石对付共产党的手段。我们拿来对付沈鸿烈、秦启荣这些摩擦反共专家，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

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被我党打退。这是一个重大胜利，赢来了国共继续合作、坚持抗战的新局面。“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蒋介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事实又一次证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形势的估计及采取的策略方针是正确的。

（摘编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64—67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