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中原，豫东连续破强敌

1947 年 6 月底和 7 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即后来的中原野战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后，我军在全国各战场逐步展开战略进攻。到 1947 年底，解放战争的整个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中国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已失去主动， “全面进攻”、“重点进攻”和“全面防御”均遭失败，而我军则在全国各战场进一步对敌人展开了进攻。

在这期间，在南线的中原战场，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到大别山地区，初步站稳了脚跟；太岳兵团在豫西和豫陕边境辗转破敌，开辟了豫陕鄂边区；华东野战军举行外线出击，挺进到豫皖苏地区。3 路大军犹如 3 把钢刀插入敌人的腹部，乘胜完成战略展开，相互策应，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了大量敌人，打败了敌人 33 个旅对大别山区的全面围攻，击破了

敌人在中原战场的全面防御体系，调动和吸引了国民党南线兵力 160 个旅中

约 90 个旅在自己的周围。这些行动，对于迫使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陷入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蒋介石为了改变其战略上的被动地位，1948 年初，采取了尽可能坚守东北，力争华北，集中力量加强中原防御的战略部署，改“全面防御”为“分区防御”。当时，在中原战场，国民党军队仍占有一定的优势，计有 34 个整

编师，共 79 个旅，除以相当兵力配属给各绥靖区（国民党在中原地区划分了

8 个绥靖区），担任重要点线的防御外，还能集中较大的机动兵力，在各要点之间往返驰援，并对我进行战役性进攻。其战略部署的重点仍放在大别山区，企图不让我军在此建立根据地；同时，加强其长江防线，防止我军南渡长江或西进，以确保南京和武汉的安全。大别山区横跨鄂豫皖三省，南濒长江，北有准河，东临巢湖、合肥水网地带，西为平汉路，战略地位很重要，但不便于大兵团作战。在这个地区活动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因长期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行军作战，处境相当困难。华东野战军及大岳兵团向外线出击后，同敌人形成拉锯状态，处境也较困难。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军应当采取何种战略行动来改变中原战局，继续发展战略进攻呢？这是当时战略指导上亟待解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1948 年 1 月 27 日，中央军委给我发来电示，主要内容是：为迫使敌人

改变战略部署，吸引敌人 20 至 30 个旅回防江南，确定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

的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这 3 个纵队随即组成第一兵团），由我率领渡长江南进，在南方数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计划在湖北的宜昌至监利之间的几个地段渡江进入湘西，或从洪湖、沔阳（今沔城）地区渡江进入鄂南，先在湖南和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沿途兜圈子，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边，使敌人防不胜防，完全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渡江时间，可在 2 月，或 5 月，或秋季。中央并要我“熟筹见复”。

我看了这个指示，立即意识到，中央军委采取这一重大的战略决策，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以配合正面战场，主要是配合中原战场我军作战，发展战略进攻。这一战略行动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不仅对中原战场和华东战场，而且对解放战争的全局都会有重大影响。经过一个

多月的反复思考，我对这个问题逐步形成了一些看法。

我觉得，从全局来看，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其他各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我军势必还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从当时情况看，要打大歼灭战，3 个纵队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在山东战场，由于敌人坚固设防地域较多，我作战地区比较狭窄，暂时也难以打大的歼灭战。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我军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这是因为：第一，中原地区广阔，有 3 条铁路干线和一些大中城市，敌人都需要防守，包袱背得很多很重。敌人虽然在这个地区集结了重兵，但需要较多的兵力担负防守任务，因而机动兵力就相对地少了。如果我军在这一地区积极行动，必能调动敌人，为我军歼敌于运动之中创造战机。第二，中原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固然便于敌人互相支援，但也有利于我军实施广泛的机动作战，尤其是在铁路和公路被我破坏的情况下，敌人重装备的机动将受到很大限制。我军则可以充分发挥徒步行军能力强的长处，迅速集中兵力，从四面八方分进台击敌人，实现战役上的速战速决。第三，中原黄淮地区虽属外线，但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大批人力物力的支援，特别是可以较好地保障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同时，我军挺进外线作战已有数月，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并已逐渐适应和掌握了外线作战的规律。第四，经过我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的艰苦斗争，新解放区党的工作和政权工作已有初步基础，军民关系逐渐密切，已有一定的支援战争的力量。所有这些，都是我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

至于我 3 个纵队渡江南进，到敌人战略后方进行宽大机动作战，这无疑会给敌人以相当的震惊、威胁和牵制。但是，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不利因素。第一，我三个纵队，加上地方干部，约近 10 万人，渡江后要在敌占区转战数省，行程几千里甚至上万里，敌人必然会利用其大后方的各种有利条件，对我军实施围追堵截。而我军则远离解放区，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作战，兵员的补充，粮弹和其它物资的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渡江后，将不得不在沿途的湘西（或鄂南）、湘南、湘赣边、赣南和赣东北等地区，依次留下一些部队，建立小的游击区，以收容伤病员和处理多余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不仅无力攻占大中城市，即使出现有利战机和可能打胜的仗，有时也不敢下决心打。转战数省，估计减员也不会少于 1／2。剩下的部队就难以对敌人形成本的威胁。第二，我 3 个纵队渡江南进后，可以调动江北部分敌军回防江南，但估计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上的 4 个主力军（师）。整编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是半机械化部队，又是敌军在中原战场上的骨干，敌人是不会把它们调到江南跟我们打游击的。桂系的第七军（相当整编师）和整编第四十八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蒋介石担心纵虎归山，当时也不会把它们调到江南。如果我军不能把敌人在中原战场的这几个主力军（师）调到江南，就达不到预期的行动目的。此外，我渡江南进的部队将再次面临一次大的思想转弯。这几个部队从苏中北撤到山东和由内线转到外线，有过两次大的思想转弯，都是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作战胜利的鼓舞才逐渐解决的。如渡江南进，思想转弯也势必需要一个过程。由于存在这些不利因素，我 3 个纵队渡江南进，估计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

再从战略角度来看兵力的运用问题。要在广阔的中原战场打大规模的歼

灭战，我必须组成强大的野战兵团，在一个战役中，既要有足够数量的兵力担负突击任务，各个歼灭敌人，又要有相当数量的兵力担负阻援和牵制敌人的任务。当时，在中原战场上，中原野战军有 4 个主力纵队，华东野战军有

6 个主力纵队，共 10 个主力纵队，再加上两广纵队及地方武装，是有力量打

大规模歼灭战的。如果我 3 个纵队渡江南进，而又调不走敌人在中原的 4 个主力军（师），则势将分散我军兵力，增加我军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这样，就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敌我兵力对比，打掉敌人的优势，进一步改善中原战局；而我进入江南的部队，由于作战环境的关系，也发挥不了他们善打野战的长处。再则，我 3 个纵队在渡江后转战过程中，预计会有约 5 万

人的减员，如果留在中原地区作战，以同样的代价可以歼敌 3 至 5 个整编师。

两者对比，我 3 个纵队还是留在中原作战更为有利。4 月 18 日我把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报告了中央。中央在接到我的建议报告后，立即来电要陈毅同志和我一起到中央去当面汇报。我们到达西柏坡以后，随即前往阜平县的城南庄，毛泽东同志在那里召开会议听取我们的意见。我着重汇报了 3 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详细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根据。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任粥时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听了之后，当即进行研究，并同意了这个方案。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同志对我说，陈毅同志不回华野去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这个消息对我真是太意外了，我非常着急，当即再三要求让陈毅同志仍回华野。毛泽东同志又说，中央已经决定了，陈毅同志和邓子恢同志到中原军区、中原局工作。最后我又提出，陈毅同志在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要继续保留。毛泽东同志沉思了一下，然后说：那好吧，陈毅同志仍任华野司令兼政委，但是那边工作很需要他，现在必须马上去。这时我想，陈毅同志去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工作，责任重大。为了服从全局利益，我不能也不好再坚持自己的要求了。

中央军委在作出华野 3 个纵队留在中原作战的决策后，5 月 5 日下达了中原战场我军近期的作战任务，要求华野第一、第三、第四、第六和第八纵队及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共 6 个纵队，全部集结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在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及其南北地区，以寻歼敌整编第五军等部为作战的主要目标，力争在 4 至 8 十月内歼敌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旅。同时指示华野第二兵团向津浦路一线行动，相机歼灭并箝制敌整编第十二师和第七十二师等部；第四兵团在苏北发起进攻战役，以策应中原战场我军作战。

5 月 23 日，我们作出了在鲁西南歼敌整编第五军的作战部署。

在进行上述部署的同时，我反复考虑到，寻歼敌整编第五军虽具有一定的条件，但不利因素较多，主要是我军主力尚未集中，打援兵力不足，地形对我不利。整编第五军是蒋介石在关内剩下的两大主力之一，辖两个整编师 4 个旅，并指挥 10 个快速纵队和 10 个骑兵旅。其战斗素质虽不如整编第七十四师和整编第十一师，但装备并不差，人数也比该两师多，炮兵火力的运用和步炮协同动作较好，又经常猥集一团，不贸然行动。我如打它，蒋介石必极力救授。那时，华野在外线作战的 6 个主力纵队，3 个远在河南的许昌、南阳、确山之间，短时间难以集中，即使把其中的第三和第八纵队调过来，再加上中野第十一纵队和华野的两广纵队，我们手中掌握的全部兵力也不足 6 个纵队（因当时有些部队不满员）。而要歼灭整编第五军，突击集团至少

需要用 4 至 5 个纵队。这样，就只剩下一两个纵队担任阻援。在平原地区无

险可守的情况下，用一两个纵队是难以阻止敌人大量增援的。如果我突击集团三五天内解决不了战斗，敌人援兵赶到，我军就可能陷于被动。同时，鲁西南地区的主要点线在敌人控制之下，我作战地域比较狭窄，不便于大兵团机动作战，而且战场距黄河较近，我军处于背水作战的不利态势。基于上述考虑，我觉得在当时情况下寻歼整编第五军，并不是很有把握的。为此，我设想了一个“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作战腹案。其主要依据是：

第一，开封是当时国民党的河南省会，是中原重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我军如攻克开封，对中原和全国都将产生重大影响。蒋介石绝不会置开封于不顾，势必调兵增援。这样，就能打乱敌人企图在鲁西南与我决战的部署，为我军在运动中歼灭援敌创造战机。第二，开封守敌处境孤立，敌可能用于增援开封的主力集团当时都在 100 公里以外，而我外线部队与中野一部相对靠拢，有强大的兵力和充裕的时间阻击援敌。第三，开封守敌虽有 3 万余人，但战斗部队中只有一个被歼后重建的正规旅，其余都是地方部队和特种兵部队，指挥不统一，或有矛盾，总的说来战斗力不强。我使用两个主力纵队近 6 万人攻城，在兵力数量上虽然优势不大，但论战斗力

则占很大优势。第四，攻打开封这样一个有 40 万人口，并经过日伪军和蒋军长期设防的城市，在华野来说虽是首次，但我军在两年来的解放战争中，曾先后攻克过敌重兵守备的枣庄、峄县（今峄城）、泰安、莱阳、许昌、洛阳、潍县（今潍坊市）等城市，积累了较丰富的中小城市攻坚战的经验，攻坚能力有了很大提高。部队熟练地掌握了炸药爆破技术。炮兵建设有了相当规模，华野有 10 个特种兵纵队，每个主力纵队有炮兵 10 个营至 10 个团，每个师有

炮兵 10 个连至 10 个营，每团有 10 个炮兵连。炮兵的射击技能也有提高，不仅能进行抵近射击和直接瞄准射击，而且学会了间接瞄准射击。部队指挥员也初步懂得了炮兵运用的一些基本原则，能根据炮兵的特点赋予任务，发挥炮兵支援步兵作战的作用。同时，第三和第八纵队长于城市攻坚战。因此，攻克开封还是有把握的。

月 24 日，我第三和第八纵队按野战军计划向淮阳方向前进。敌邱兵团果然被我军吸引南下。5 月 30 日、31 日，黄河以北我各纵队南渡黄河。我军的这一突然行动，使敌人大为震惊。敌急令邱兵团主力和整编第七十五师北返，迎击我渡河部队。同时，又向鲁西南增调整编第八十三师、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二师和第六十二师一个旅，企图与我渡河部队决战。这样，敌集中在鲁西南战场的兵力将达到 9 至 11 个整编师，且队形密集，不易分割，我难以达到各个歼敌的目的。这时，我第三和第八纵队已到达通许、睢县、杞县之间，距开封只有一日行程，如就势转用于突然攻取开封，可打敌措手不及。战场情况的变化表明，打整编第五军的条件尚未具备，而实现先攻开封后歼援敌腹案的条件却已成熟。于是，我们当机立断，改变在鲁西南作战的计划，并于 6 月 15 日定下了转向豫东作战的决心。即首先以主力一部从敌侧后开刀，夺取敌守备兵力比较薄弱而又处于敌人防御要害部位的开封，待围歼开封守敌后，再集中兵力于运动中寻歼来援之敌的一路。

由于对这一作战方案顶有准备，所以在定下决心的当天就能上报中央军委并报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同时给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

月 17 日晨，中央军委复电完全同意上述部署，并指出：“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必请示”。

我军攻打开封的这一着棋，完全出敌人意料之外。

6 月 15 日，我第三和第八纵队开始向开封急进，17 日晨突然兵临城下，对四关守敌发起猛烈攻击。敌人被我军强大攻势打得惊慌失措，一面仓卒应战，凭关顽抗，一面向蒋介石和徐州”剿总”紧急呼救。

激战至 22 日，敌据点被完全攻克，开封战役胜利结束。此役，歼灭开封

守敌 3 万余人，加上阻击援敌的战绩，共歼敌约 4 万人，敌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被击毙，参谋长游凌云被活捉。伪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化装潜逃。曾几何时，蒋介石还在伪国大上吹嘘开封“绝可确保无虞”，而我军仅用 5 昼夜就攻占了。

开封战役不仅歼灭了大量敌人，更重要的是打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调动和引诱援敌就我范围，使我军进一步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6 月 23 日，党中央给华东、中原我军全体指战员发来祝贺开封大捷的电报说：“庆祝你们解放开封省城及歼敌 3 万余人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消灭蒋敌、解放全中原人民而战。”党中央的贺电，给全体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为我们再接再厉，继续歼灭更多的敌人增添了巨大的力量。

我军攻占开封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十分惊慌，一片混乱。蒋介石为挽回败局，除以进至徐州之整编第二十五师改援兖州外，令邱兵团（调出整编第七十五师，调进整编第八十三师）及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继续向开封攻击前进。同时以整编第七十五师、第七十二师和新编第二十一旅（该旅归第七十五师指挥）组成 1 个兵团，以区寿年任司令，由民权地区经睢县、杞县迂回开封，企图在开封地区与我决战。

我军实施开封战役的目的，除攻占城市全歼守敌外，更重要的是引诱敌人来援，以便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现在敌军分两路向开封扑来，正好中了我们的“动敌”之计。

根据当时敌我情况，在两路援敌中，以围歼较弱的一路即区寿年兵团更有把握。我们对突击集团歼灭区兵团提出了两个作战预案。第一方案是：如敌继续由睢县、杞县间向河阳镇、长岗集攻击前进，就将其合围歼灭于以马头集为中心的地区。第二方案是：如敌徘徊于睢县、杞县地区，我各纵队则分别跃进，将其分割包围于民权、睢县、杞县之间地区，予以歼灭。这样，不论区兵团是前进还是徘徊，都将难逃被歼的命运。

上述战役决心和部署，于 24 日、25 日两次上报中央军委，并报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同时下达给各纵队预作准备。中央军委于 25 日 10 时和 26

日 3 时两次复示，指出：“部署甚好。”“在睢县、杞县、通许之线（或此线以南），歼敌一路是很适当的。如能歼灭七十五、七十二两个师当然更好，否则能歼灭第七十五师也是很好的。”

6 月 26 日晨，我第三和第八纵队按预定计划，由开封城郊向通许方向转移，诱邱兵团西进开封：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向杞县以南傅集东西地区隐蔽集结。这时，伪国防部又低估了我军连续作战的能力，误认为我军经过开封战役已被打伤，“似无积极企图”，“必向津浦路前进”，遂令邱区两兵团全力追堵我军。骄狂的邱清泉，除以先头部队一个旅配合刘汝明部占领开封外，主力直扑通许，妄图尾击我第三和第八纵队。多疑的区寿年却认为我军“有向平汉路进攻模样”，但也摸不清我军行动企图，因而在进抵睢杞地区后举棋不定。结果，两路援敌在我挥师南下的引诱和迷惑下，一路向西向南疾进、一路踌躇不前，从而很快拉开了距离，形成了 40 公里的间隙。为了

抓住这一有利战机歼灭敌人，我们不待查明区兵团的具体部署情况，即于 27

日下达了围歼区兵团的作战命令。当晚，突击集团各纵队即按预定的第二作战方案，乘敌犹豫徘徊、立足未稳之际，从四面八方向敌发起猛烈进攻，边打边查明敌情。在对敌进行大包围的同时，我军猛烈楔入敌人纵深，割裂敌人部署。至 29 日晨。已将区兵团部和整编第七十五师、新二十一旅包围于龙王店及其附近地区，并完成了对第七十五帅各旅团的分割。同时，将敌整编第七十二师包围于铁佛寺周围地区。我阻援集团控制了被包围之敌以西 20 公里之杞县至王堌集一线，隔绝了邱区两兵团。29 日晚，我突击集团以一部兵力继续包围整编第七十二师，以主力对区兵团部和整编第七十五师、新二十一旅发起攻击，经两昼夜激战，至 7 月 1 日中午，将敌整编第七十五师的

弟六旅及新二十一旅全部歼灭。激战至 2 日凌晨 3 时，将区兵团部、整编第

七十五师师部及第十六旅 1 个团全部歼灭，活捉了敌兵团司令区寿年、师长沈澄年。

睢杞战役结束后，7 月 11 日，党中央又给华东和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发来贺电：“庆况你们继开封胜利之后，在豫东歼灭蒋敌区寿年兵团、黄百韬兵团等部五万人的伟大胜利。”“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当此盛号，特向同志们致慰问之意。”

豫东战役的胜刊，改变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从此，在中原战场，敌人已完全失去了对我发起战役性进攻的能力，并更加动摇了据守战略要点的信心。

豫东战役的胜利，以及当时全国其他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大大发展了我军的战略进攻。这次战役结束后不久，即 1948 年 8 月，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接见华野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同志和晋察冀军区炮兵旅长高存信同志时说：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为了使被接见的同志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他还以左手握拳，手背向上，用右手食指沿着弧形手背越过拳头顶端比划过去，形象地表示解放战争好比爬山，现在已经越过山的顶端了。1948 年 11 月 14 日，毛泽东同志在

《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更加令人鼓舞地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并说：“这是由于四十月内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英勇作战的结果，而特别是南线的睢杞战役、济南战役，北线的锦州、长春、辽西、沈阳诸战役的结果。”毛泽东同志预言：“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历史的事实，早已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科学预言。

（选编自《粟裕战争回忆录》第 534—57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