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博大开阔的胸襟

胜败见英雄

1932 年 1 月，我被任命力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我到总政不久，

即受领任务，参加 2 月初打赣州，到前线帮助部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开始在瑞金开会研究打不打赣州时，我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反对打这一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历来都是主张尽可能打野战、打运动战的。毛泽东同志认为，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朱德同志也是不赞成打赣州的。中央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的一些同志却坚决主张打赣州。最后表决时，因为受中央：月 9 日发布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条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总想在江西多打下几个大城市，结果赞成打的占了多数。中央局的多数同志站在错误的一边，还是决定打。

赣州是粤赣交通要道，是赣南经济政治军事中心，素有“铜赣州铁上杭” 之说。敌人当然是不会轻易放弃这座城市的。而且赣州三面环水，地形对敌人防守有利。但是我们打得很英勇，边打边挖坑道。打赣州的前敌总指挥是彭德怀同志。指挥所离火线很近。我一直跟着三军团司令部行动。当时，我看了看赣州地形，四面都比较开阔，水陆交通比较方便，而我们则屯兵于坚城之下，为兵家所忌。我军利用坑道用黑色炸药炸城，虽然两次爆炸都炸塌了一段城墙，特别是第二次在东门炸开了一个 20 余丈的缺口，但因为敌人已

有准备，把缺口用人力封死，我军仍未能攻入城内。敌人罗卓英带了 3 个师由吉安等地分进合击，驰援赣州。罗敌两个团利用我们侦察警戒不严密的弱点，偷渡赣江成功，钻进了赣州城。敌人大部队一出击，我红一师大部分插

到西门河川与城墙之间挖坑道的部队被敌人截断了，一师师长侯中英被俘。幸亏五军团十五军手持大刀及时冲上前去打退了敌人，三军团在南门与东门的攻城部队才转危为安。这次战斗，从 2 月 4 日开始围城到 3 月 7 日被迫撤围，共打了一个月零三天，在战略指导思想和战术上，都给了我们一次很大的教训。

1932 年 3 月 12 日，赣州战役刚结束，中央决定调我到一军团工作。从

此以后，我就一直以一军团为家，在一军团任政治委员 7 年之久，开始了我长期的野战军旅生活。

为了确定新任务，中央局内部发生了激烈地意见分歧。3 月中旬，中央区中央局在赣州东北的江口开会，毛泽东同志批评了攻打赣州的错误，极力主张红军的主力应向赣东北以及闽北、浙江、苏南、皖南等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和空虚的地区发展。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同志则仍坚持争取一省数省胜利的方针。据此，军委 18 日命令中央红军主力兵分中西两路，沿赣江而下，赤化赣江两岸和夺取两岸城市。一军团和五军团受领了中路的任务。走到半路，毛泽东同志向我和林彪阐明了他的主张，我们觉得还是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正确，建议中央军委将我们的行动方向改向闽西。3 月 17、18 两天中央局开会，批准一、五军团改称东路军，向闽西发展，毛泽东同志在长汀向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了东征动员，大意是：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他指出：闽南逼近厦门，当前日寇的势力已到达厦门，我进军闽南，对日寇侵略阴谋是一个打击。我军以实际行动贯彻我党抗日主张，无论对国内、国外，都将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同时应该看到我们中央根据地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气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今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任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向东则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因此决定趁第三次反“围剿” 胜利以后敌人暂时无力组织新的进攻的空隙，乘红军大胜利的余威，由他亲自带领东路军，打到外线去，打到闽南去，发展根据地，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资补给。

在福建，我们作战的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张贞的四十九师，其他都是地方保安部队。东证动员以后，毛泽东同志一面命一军团开赴长汀以北的新桥迷惑敌人，一面电周恩来同志（当时任中央局书记），提出东路军必须直下漳

（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开展局面。若单纯在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面的文章很不好做。同时漳州地形难守易攻，于我有利。顾虑的是粤敌从大埔出龙岩，威胁我后路，所以希望在赣南信丰的五军团尽快东调龙岩，否则一军团兵力单薄，后方空虚。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于是我们一军团从新桥、馆前一线掉头往南，急向白砂、龙岩一线开进。毛泽东同志则到上杭、旧县，向谭震林、张鼎丞等同志布置配合东征龙岩、漳州的任务。4 月 8 日一军团全部（含军团部、四军、十五军）到达龙岩西部约 50 里地的大池圩，4 月 9 日，部队一面在大他圩休息，一面侦察敌情地形，得知守龙岩的是张贞四十九师的两个团和少量地方民团，战斗力并不强。毛泽东同志与我们军团几个领导人研究后决定，直接向龙岩攻击前进。4 月 10 日拂晓，十五军为先头，四军跟进，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随即于当天占领龙岩。龙岩之战，歼灭张贞一个多团，给了张贞以迎头痛击。龙岩一仗，为漳州战役的胜利打响了第一炮。

4 月 11 日，在龙岩由毛泽东同志主持，一军团召开了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总结龙岩战斗的经验和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后得知张贞的部队全部退守漳州。我军即由龙岩出发，经和溪、龙山一线，于 15 日即赶到漳州

西北约 20 多公里的马山。 16 日我东路军总部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于马山组织了敌情地形侦察，确定了我军进攻部署。当时张贞防守漳州的兵力力四十九师一四五、一四六两个旅加上地方靖卫团、保安队等共八九千人。两个旅的主力部署在漳州西北天宝到南靖一线，一部敌人控制在漳州市内，其主阵地在大尖山、十二岭到天宝以北。这里地势险要，山岭起伏，北扼天宝大山，南靠宽阔的龙江，要进攻漳州，必先突破这一线阵地。据此，我军确定以四军主攻敌人的天宝阵地，以十五军助攻宝林到南靖一线的敌人，以三军为预备队。整个战斗几乎都是按我们预定的作战计划实现的。我们与在城郊大尖山到天宝一线踞险顽抗的敌人一个旅，展开了激烈地战斗。天宝阵地被我攻占后，敌人的防线即全面崩溃，这个旅大部分当了俘虏，被我们消灭得于干净净。敌人从漳州城开来一部增援，在天宝东南遭我军迎头痛击，又被打了回去。十五军在助攻方向的进展也很顺利。他们在南靖至宝林一线，由左权同志率领四十四师（师长王洪章、政委刘英）打前锋，佯攻宝林桥，强渡芗水，配合主攻部队把沿途各点的敌人歼灭或击溃了。张贞吓得赶紧将城中弹药库焚毁，率残部弃城分头向漳浦、泉州、厦门方向逃窜。4 月 20 日我军遂占领漳州城。

漳州战役，我军共歼敌约 4 个团，俘敌 1600 多人，张贞的主力基本被歼，其残部大部分逃到了闽粤交界的海滨城市诏安，长期未能恢复战斗力。

漳州战役之所以能获得胜利，首先是我军行动神速，大部队在丘陵地运动，两天赶路 150 多里，使敌人来不及组织充分的防御；其次是战役决心正确，部署周密。尤其是选择了恰当的主攻方向；第三是我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善战，在龙岩战斗胜利的鼓舞下，士气更加高昂。漳州战役我军也有弱点，以一万五六千人对敌八九千人，并不占绝对优势，兵力不够分配，所以只能在漳州西北一线正面进攻，没有能派出一支部队迂回漳州以南，断敌退路，致使残敌 4000 多人（大多数是靖卫团）得以漏网。

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厢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申说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当时条件下显然是错误的。“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夺取中心城市”等口号显然更是战略性的错误。

这是我跟随毛泽东同志东征领会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战术指挥上也有很多特点。第一，他很注意调查研究。对敌情、地形以至民情风俗都是亲自找人或到现场作调查。这次打漳州，认为漳州“易攻难守”，就是他调查得来的结果。他在调查的基础上，又善于把握全局，捕捉战机，迅速定下决心。他还很注意分析、研究、判断，摸敌人的规律，寻找敌人的弱点，迅速行动。第二，他制造假情况，给敌人一些虚伪的“示形”，以便调动敌人或麻痹敌人，出敌不意。比如这次作战，用毛泽东同志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做了许多“乱敌探耳目”的动作。这次打龙岩

是“不顾坎市，直取龙岩”，而且是在“大他圩宿营，不去小池”，所以达到了击敌不备的目的。第三，他很注意集中优势兵力。这次决定打漳州，是他建议把五军团从江西调来，才形成作战拳头的。第四，他很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在龙岩，在漳州，他都亲自给干部作总结。第五，他也很讲民主，大的军事行动，都尽可能事先征询我们的意见，然后再作出决定。

漳州战役，是我第一次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带兵打仗和做群众工作，他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和政策思想，以及他的领导才能，都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使我由衷地钦佩。

（摘自《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137—152 页。作者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委；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