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井冈山

1928 年 8 月初，红军第五军离开平江进占了江西之修水、铜鼓。湘、赣、

鄂三省反动军队又集中了 10 余团向我军“会剿”。经过两个多月的打圈子战术（敌称之为盘旋战术），才把敌人拖疲击退。在铜鼓之幽居，以膝代远、王首道同志为芮的领导下召开了湘、鄂、赣三省边区县委联席会议，成立了边区党委特委，王旨道同志为特委书记，滕代远同志为红五军党代表。这次会议，总结了平江起义取得胜利的几条经验。第一，主要是由于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组织和计划；第二，是由于有湘、鄂、赣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的热情支援；第三，特别有井冈山的革命旗帜作榜样和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秋收起义的指引——这不是偶然的，是在北伐战争失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 井冈山起了收容阵地和继续指导全国武装斗争的作用：总结了秋收起义、南

昌起义、广州起义等运动的丰富经验，而成为指导全国革命斗争的旗帜，是湘、鄂、赣边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指路明灯。只有在它的指导下，我们才有胜利的前途。这次会议也反对了乱烧乱杀的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会议决定：将红五军所部同地方游击队混编为三个纵队和一个军属特务大队。一纵队在平江地区；二纵队在例阳、万载；三纵队在铜鼓、修水坚持游击战争。黄公略任第二纵队长，并临时指挥各部。我和睦代远同志带五个大队，遵照湖南省委指示，在 11 月初同红四军在宁冈会师了。到达宁冈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详细讨论了“六大”决议，当前的形势和任务。通过毛泽东同志的阐述，使我们时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也是毛泽东同志初次对我的传输。因此到现在尚记忆犹新。

在当时，湘赣两省反动军队向井冈山区“会剿”形势已经形成。我红四军物质又极为困难（油、盐、药物，特别冬衣），红四军只有离开井冈山向外地发展，否则没有其他较好办法克服困难和搞乱敌人的“会剿”部署。可是，部队伤病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无法安置，派部队留守，就势必分散主力（当时红四军大约 4000 余人），不利于主力行动和作战，如不留部队据守，对坚持湘赣边区（井冈山）根据地斗争也是不利的。以一部分兵力防守井冈山， 就可以吸引住敌人“会剿”的主力，对于当时红四军向赣南行动是有利的。红四军前委根据当时情况正确地决定，将红五军部分留守井冈山，并编入红四军，我为副军长，坚守井冈山根据地。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才三天，湘、赣两省白军约 10 余团向井冈山合围攻击，经过三昼夜激战后，湘军攻破我黄洋界和八面山阵地，直逼大小五井； 赣军攻破我白泥湖阵地，直迫茨坪，情况十分严重，唯有遂川方面之小行州阵地未被攻破，原前委决定红四军在敌围攻井冈山时，从外侧翼打击敌人， 全无消息，为了免遭覆灭，我们便率领收容起来的六七百人，再加伤、残、病、弱共千余人，从井冈山腹部峭壁向南突围，在左安又一次遭敌伏击，突破重围，经过数昼夜艰苦战斗才脱离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当时饥饿交迫的困境是无法形容的）。但是敌人仍继续追击，堵击、侧击，我军经崇义、安远、会昌等县境，约月余才到达兴国之莲塘、东村地区，找到了当地党组织和二团。这时，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和群众的掩护下，对于敌情比较明了，并且得到了两天休息。在这次长途战斗行军中，所部仅剩 300 余人，从而也深深体会到了根据地的重要性。哪里有地下党组织或者地下党员时，哪里的群众对待红军的态度就显然不同。略加休整时，白军刘士毅旅又追逼占领了莲塘。我军乘夜脱离了白军追击，而奔袭干部城，消灭了刘旅留守部队一个营和民团共约千余人，待刘旅急转回救时，我义转移攻占安远县城，消灭了该城民团数百人。当时，仍准备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区根据地，在安远县城的反动县署搜得文件获知红四军攻占了长汀的消息，为了配合红四军的行动，我军又北进占领瑞金（膝在于都负伤休养）。这时红五军部队从 300 余人，又

发展到了 700 余人。不久，在瑞丰与红四军又会师了，时值 1929 年 3 月，在

瑞金我在毛主席处看到了中央的 2 月来信，其大意是认为当时形势特别严重，要红军采取分散潜伏活动；毛朱离开部队，减小目标。我当时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虽然情况紧张，但是游击战争是可以坚持的，越是时局严重， 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就越不能离开军队，所以我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原稿在主席处），经毛主席略加修改，由红四军前委转给中央了。

（节录自彭德怀：《往事回忆》，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下），第 586—589 页。作者当时任红五军军长，红四军副军长；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