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怀与勉励

到延安之后的两三天，毛泽东同志就通知要接见我们。这是我渴望己久， 也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早在 1939 年，贺龙同志离开冀中时，我就给毛主席写过信，简要汇报了冀中的情况，当时在信里表示了想到延安学习和会见毛主席的愿望。来到延安以后，又听说毛主席为开好“七大”，要找外地来的代表谈话。我一直等待着这一天，但当我来到毛主席跟前时，好多心里话却不知从何说起，倒是毛主席先开了口。他微笑着说：“你那封信我是看了的。就是你那个签字为难了我，猜了半天，才认出是吕正操三个字。干吗要把三个字连成一个字呢！”我笑了笑，没有回答。尽管毛主席的神态、语气，毫无责备之意，但我却感到很不安。毛主席那么忙，为猜测我的连笔字耽误时间，实在是我太疏忽大意了。从此以后，不管是起草报告，签发文件，我都力求写得工整些，以免再给任何同志添麻烦。

这天，毛主席留林枫和我全家在他的窑洞里吃了午饭。因时间关系，未能详谈，毛主席让我们改日再来。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毛主席又派人用一辆大汽车把我和林枫同志接到枣园，吃晚饭时，边吃边谈，一直谈到深夜。在谈话中，毛主席说，冀中、晋绥，用“挤”的办法，快把日本人挤出去了。现在恐怕要有人来挤你们来了。我说，再把他们挤出去。毛主席说：对！你们冀中有 800 万老百姓，晋绥有

300 万老百姓，加起来力量可不小呢。听了毛主席的话，我又想起了 1939 年正当冀中军民抗战进入困难阶段的时候，党中央、毛主席及时派一二○师来支援的情景，不觉有一股力量油然而生，真想立即赶回前方，向冀中和晋绥军民传达毛主席的关怀和期望。当我们告辞出来，毛主席还亲自端着蜡烛照明，送我们走下山坡，上了汽车。

1945 年 4 月 23 日下午 5 时，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正式开幕了。我第一次出席这样庄严、隆重的大会。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同志宣布开会。毛泽东同志致开幕词，即收在《毛泽东选集》中的《两个中国的命运》。第二天又听了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联想到毛主席在接见我和林枫时的谈话，使我进一步感到：毛主席真是高瞻远瞩，为我们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今后斗争指出了前进的光明道路。

会议期间，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很多，他不只在大会上作报告，还参加小组会。他讲话声音很洪亮，善于比喻，意趣横生，经常引起哄堂大笑。有时表现出深切的无产阶级感情。一次在会上，讲到有的同志过去犯了错误，后来改了，但有的人还歧视他，像赵大爷不许阿 Q 革命⋯⋯毛主席说到这里， 眼圈部红了，大家深受感动。

“七大”开了整整 50 天。6 月 11 日下午，选举完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以《愚公移山》为题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

团结的大会。”这天大会执行主席是彭德怀同志，代表们唱罢雄壮的《国际歌》，他高声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人们都非常激动振奋地站在那里，不愿离去。

在这次大会上，我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49 年 3 月，中央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了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我从东北来参加会议，会前分别看望了中央的领导同志。我去毛主席那里时，他正在伏案阅读文件。见我进来，劈头就说：你写的文章——《怎样办好铁路》，不错呀！我们就是要学会搞建设。

事情是这样：1946 年春我军第一次解放长春以后，我分工管后方运输供应，之后即专管铁路工作。当时，日本是机车轮乘制，苏联机车是包乘制， 各有长短。经过在两个机务段的对比试验，实践证明，包乘制在当时比轮乘制优越得多。我便以此为参考写了一篇《论乘务负责制》，发表在《东北日报》上。想不到毛主席在指挥解放战争全面反攻的紧张工作中，对报纸看得这样仔细。其实我并没有讲出什么道理来，毛主席讲“不错”，无非是对我的鼓励。于是我说，我讲的有不少是外行话。毛主席微笑着说，外行可以变成内行嘛！

七届二中全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开得很成功。毛主席在会议上作了十分重要的讲话，即《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针对全国解放的形势，提出了我党一系列重要的方针、政策。同志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赞成毛主席的讲话。邓小平同志的发言，其中有一句是：“一切按辩证法办事。”毛主席很赞赏这句话，在会上几次提到，所以至今我的印象很深。

（摘编自《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 3 月版，

第 508—513 页、第 556—557 页。作者曾任八路军晋绥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等职；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