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巧妙结合

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召开的，从某种意义说，是黎平会议的继续和发展。由于党中央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思想指引下，作出了英明决策，在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遵义这座壮丽的山城， 便成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象征。

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把坚定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解决党内矛盾，团结全党共同对敌的光辉策略思想，使我难以忘怀。

从 1932 年 10 月宁都会议之后，毛主席被撤销了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 不参予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到遵义会议的召开，整整两年了。在这段时间内，毛主席对王明、博古的“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原则性的斗争，但在组织上又服从中央的决定，没有利用自己在党和红军中的威望， 搞非组织活动。两年来的严酷事实证明，中央革命根据地不能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除了敌人强大的客观原因外，主要是以博古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完全听从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瞎指挥所造成的。从撤离瑞金到黎平的两个多月时间里，红军由出发时的 8 万余人，锐减到 4 万余人，特别是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强渡湘江的战斗中，损失更大。这种日趋严重的局面，同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以前的形势相比，真是径渭分明。莫说是全军的高级干部，就是我们这些普通的参谋人员，也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我们进入贵州境内以后，全军指战员吁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挽救危局的呼声，越来越高。黎平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会后，按照毛主席的意见行事，红军果然取得了可喜的胜利。但当时由于敌情紧迫， 还未完全摆脱前有堵击、后有追兵的被动局面，从全国的革命形势看，蒋介石正得意忘形，趾高气扬，猖狂一时，正调兵遣将，加紧向各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扫荡”。在这种极为不利的形势下，如何进行批判与清算博古、李德推行的“左”倾冒险、逃跑主义的错误，而又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解决党内矛盾，特别是解决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路线和红军行动方向问题，就成为召开遵义会议的关键。在会议的进程中，毛主席运用马列主义的原理，针对当时我党、我军的现实环境，把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紧密结合，从全国革命的大局出发，以宽阔的胸怀和崇高的品德，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夫，根据当时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认识程度和觉悟水平，把会议批判的问题集中在军事问题上，着重总结经验教训， 不过多追究个人责任。对博古同志的错误，不搞过火斗争，适可而止，对待保留意见的凯丰同志，耐心等待。这样，就避免了一场可能造成党内斗争扩大化和分裂的危机。所以，遵义会议是进行政治路线斗争、解决党内矛盾的光辉范例。

在改组党中央与军委机构的问题上，毛主席同样从全党、全军最高利益和团结愿望出发，体现了大公无私的精神。毛泽东同志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后，在常委分工上，他并没有取代博古当书记，而是根据当时党内形势， 推让张闻夭同志总负责。军委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领导小组， 而日常的军事指挥，仍然继续由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负责。调刘怕承

同志回军委，恢复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对博古同志仍要他参加中央的集体领导，并没有把他排斥在外。对李德的生活照顾如同往常，对他提出的有益建议仍然采纳，只是解除了他的军事指挥权利。这种对党内犯了错误的同志在批评其过失的同时，又从政治上热情帮助，组织上给予适当安排，以克服消极情绪，调动其积极因素，是毛泽东同志进行党内斗争，解决党内矛盾的光辉典范。正因为遵义会议作出了这些英明决策，极大地鼓舞与振奋了全党、全军的革命精神，扭转了中央红军的被动不利局面。从此，又走向了光辉灿烂的征途。

（节录自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75—177 页。作者当时为中央军委机要人员；1961 年被晋升为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