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苏浙敌后发展

1944 年世界形势大好。年初，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大规模战略反攻，希特勒处于东西夹击的困境之中，日寇已面临穷途末路。中国敌后战场形势也越来越好。我们不但渡过了最艰苦的岁月，而且连连取得新的胜利。抗日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包日的态势，正在转变力敌人的孤立据点被大片抗日根据地所封锁和包围。到 1944 年 11 月，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人民抗日军队已

发展到 65 万，民兵有了 200 多万，解放区的人口已有 9000 万。我华中地区

就有主力军 20 万余，地方武装 5 万余，民兵发展至 80 万余。

在这样的形势下，党中央筹划着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部署，各解放区展开了局部反攻。同时中央决定留守延安的八路军三五九旅以一部南下向湘粤发展；在华中的新四军以一部向西向河南发展，一部向南发展东南沿海。

1944 年 9 月 9 日，日军攻占温州，并相继占领福州，控制了闽、浙沿海地区，国民党军纷纷西撤。9 月 27 日党中央指示华中局：“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的条件，对苏浙地区应有新的发展部署，特别是浙江的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苏南部队除巩固现有地区外，中心工作应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杭国道深入天目山，造成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的战略形势。”随后，党中央又对华中局指示：新四军在执行西进、南下两大任务中，应以南下为主，尔后视情况变化，争取全面控制苏、浙、皖、闽、赣诸省，使我党我军在举行战略反攻时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接着，中央确定以第一师（包括第十六旅）担负南进任务，浙东游击纵队接应由苏浙边南下的部队，浙南游击队向浙闽交界沿海敌后发展。

党中央这一战略决策的蓝图，可以迫溯到毛泽东同志 1941 年 2 月发出的关于华中三个战略地区（包括鄂豫陕边、江南根据地，苏鲁战区）任务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同志对江南根据地（包括苏南、皖南、浙东和闽浙赣边四个方面）规定的战略任务是准备出天目山、向黄山及赣东北发展、创立和恢复芜宁地区和沪杭甬地区以及闽浙赣边区的根据地。而苏鲁战区，应作为向南发展的策源地。当时由于皖南事变造成的严重损失，华中局同南方几个省委联系中断，华中局曾设想成立江南区党委，以苏中为依托向江南伸进。但此后华中敌后抗日斗争进入最艰苦阶段，而日寇打通浙赣线的计划又未实施，以致这个指示一时未能付诸行动而成为一个远景规划。到了 1944

年的 9 月，情况发生了以下变化：

（一）苏中抗日根据地经历了 1941 年、1942 年、1943 年的艰苦斗争岁月，已经日益巩固壮大，不仅有足够的力量坚持和巩固苏中地区，而且为向南发展作了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有力量随时执行发展和支援新区的任务。

（二）苏南的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在苏中区党委领导下的丹（阳）北地区，对 1943 年 3 月开始的日伪“清乡”，全体军民英勇奋斗，艰苦顽强地坚

持了原地斗争，到 1944 年，各县建立了具政权和 30 至 60 人的县警卫大队，

区乡不脱产的武装组织发展到 5000 多人，逐步恢复为游击根据地的局面。澄

（江阴）（无）锡虞（常熟）、苏（州）常（熟）太（仓）地区，经历了反“清乡”斗争，在极力困难的条件下，以苏中第三、第四分区为依托，采取逐步增强斗争效果的方针，终于不仅站住了脚，而且情况逐步好转，在“清乡”中受到破坏的党组织，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苏皖区党委、苏南行政专员公署以及第十六旅，在京沪路以南地区，在艰苦复杂的形势下，坚持武装斗争，深入开展工作，进行根据地建设，除胜利坚持原有阵地外，把力量伸展到了苏皖边的长兴、郎溪、广德地区，各分区也已连成一片。这些都为大军南下准备了有利的前进阵地。

（三）浙东区党委、浙东游击纵队在日伪顽夹击的复杂形势下，艰苦奋斗，不仅建立与坚持了三北（指姚江以北的余姚、慈溪、镇海地区）游击根据地，保存了浦东原有阵地，而且建立了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敌后根据地，并依托四明山向南和向浙赣沿线的金华、义乌、兰溪方向发展。

此外，皖南、浙南、福建方面都保持着若干块游击基地，尽管斗争环境十分艰苦，经过长期坚持，武装力量也有了新的发展。

综上所述，无论是世界大势和整个敌后形势，无论是苏中、苏南、浙东的形势，都有利于我们向东南发展。

向苏浙敌后发展，是我军向东南发展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党中央在抗日战争后期，为迎接战略反攻形势到来作出的战略决策。

我对于发展东南，怀有特殊的革命责任感。从 1934 年 7 月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到三年游击战争，我先后奉命执行向闽浙皖赣挺进和在皖南、浙江创建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由于敌我力量的极端悬殊，我们经过艰若卓绝的斗争，付出了无数的生命和鲜血，才得以在浙南和闽浙边保持了战略支点。抗日战争中我一直关注着那里形势的发展。 1942 年六七月，华中局先后派出谭启龙、何克希等一批干部到浙东，并决定成立浙东区党委，加强与统一浙东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苏中区党委和一师曾给以积极的多方面的支援。我们井一直十分重视保持与浙东的侮上通道。所以，中央确定南进是我期待已久的宿愿。 1944 年 9 月，我请求由我率领苏中第一批主力部队，执行南进任务。华中局、军部同意我的请求并报经军委批准。

年底，我们在长兴西北地区同十六旅会师，胜利地完成了南进的长途行军任务。

1945 年 1 月 13 日，中央军委电令成立苏浙军区，统一指挥江南、浙东部队，任命我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为军区政治委员（未到职），刘先胜为参谋长。叶飞、钟期光两位于四月南来后奉命分任军区副司令和政治部主任，金明同志南来后则主要担负地方党的领导工作。华中局并委托我以华中局代表名义全面领导江南、浙东两个地区的党委工作，以建立全面统一的指挥。

中央和华中局指示我们：将领导中心设于苏浙皖交界地带，南下部队会合第十六旅首先进占吴兴、长兴、安吉、武康问之敌后地区。然后向敌后新区深入发展，采取巩固的逐步发展的方针，在大步向浙江发展的同时要十分注意发展一切敌后之敌后地区，作为大发展的巩固的基础和将来收复各大城市的有力阵地。总的战略设想是一旦战略反攻时期揭幕，我们能够破敌、收京、入沪、配合盟军登陆，使我们在日寇崩溃时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如果那时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则我们能够在东南独立地就地坚持，成为全国抗

击国民党军进攻的一翼。

苏浙两省是我国的富饶省分，经济文化发达，抗战前是国民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时是日伪统治中心所在的腹心地区，沿海还是英美盟军可能登陆的地域，敌顽都极力想占有这一地区。我军向苏浙敌后发展，实质上是敌顽我三种力量对这一地区的争夺，这是错综复杂、尖锐微妙的三角斗争。敌顽之间是又矛盾斗争，又默契反共，甚至公然勾结，他们都想制服对方，又都想借刀杀人利用对方打击和消灭我们。我们既要打击日伪，又要警惕顽方的反共阴谋，特别要防止敌顽对我们的夹击，在斗争中要充分注意和掌握敌顽之间的矛盾。这种斗争又因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斗争胜利发展形势的影响而更加复杂。美国看到胜利在握，对华政策转为扶蒋压我的方针；日寇为了集中兵力准备太平洋战场的决战，正加紧实施对蒋又压、又诱策动内战的方针；国民党顽固派则企图利用这种新的形势对我加强压力，并集中精锐部队驱赶我们，使这一地区的斗争蒙上中美日国际斗争背景的色彩。

我们在执行向苏浙敌后发展任务的过程中，遭到国民党顽固派一而再、再而三的拦截和进攻，被迫奋起自卫。从 1945 年 2 月到 6 月，在浙西天目山地区，主要是孝丰（今安吉县丰城镇）地区，我军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自卫反击作战，沉重地打击了顽军，尤其是第三次作战，歼灭了向我进攻的顽军精锐主力。这三次作战统称为天目山战役或孝丰战役。反顽自卫战胜利后，我们除以一部坚持浙西当面地区外，各纵队分向苏南、杭嘉湖、皖南敌后地区，一面休整，一面开展工作。7 月底，第四纵队部率第十、第十一两支队重渡富春江在第二纵队金肖支队和地方武装配合下，横扫金肖地区的伪军和地方游杂部队，挺进至浦江、金华附近。

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急转直下。8 月 8 日传来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毛主席干 9 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10 日日本发出乞降照会。同日，朱总司令命令我军向被我包围的敌人发出通碟限期投降。可是蒋介石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于 11 日发布反动命令，要国民党军向被我包围的城市和交通要道“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要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却要我军“原地驻防待命”。同日，中共中央致各战略区电指出：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夫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个阶段，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日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

12 日军部来命令要我们立即行动，控制京沪杭要道，井占领上海、南京、杭州三大城市。号召解放区军民和沦陷区同胞迅速行动起来，为迫使日伪投降，收复华中全部国上而战。但是，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利用海空优势抢运军队，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中央和华中局原来的破敌、收京、入沪、配合盟军登陆的部署，已同这种形势不相适应。同日中央来电改变华中部署，指示“江南力量就现地向四周发展，夺取广大乡村及许多具城，准备内战战场，江南各大城市不作占领打算。”我苏浙部队当即全力出击，从 8

月 16 日起在浙东、浙西、皖南、苏南，从日伪手中先后收复南汇、长兴、溧阳、金坛、溧水、句容、安吉、广德、郎溪、高淳、宜兴等县城和大小集镇一百余处及广大乡村。

根据形势的新发展，中央于 9 月 19 日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

略方针，并指示我们撤出江南。我苏浙军区部队自 9 月下旬至 10 月中旬有计划地渡江北撤。

从南进到北撤，历时 10 个月，我们以劣势兵力，在错综复杂的形势和艰苦的条件下，打开了局面，胜利地贯彻执行了中央赋予的发展东南的任务，扩大了我军在江南的抗日阵地。毛泽东同志对天目山战役，一方面表扬我们打得不错，另一方面说，只是歼灭性还少了一点。天目山战役的胜利，还为以后北撤创造了有利条件：政治上使我党同国民党的谈判更为有理，为了停止内战，我们让出了大片民主根据地；军事上锻炼了部队，改善了装备，提前实现了由分散游击战争向大兵团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为以后组成华中野战军，遂行更艰巨、更光荣的战略、战役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选编自《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302—352 页。作者当时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苏浙军区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