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关初满族的生产关系

随着满族一跃成为全国的统治民族，满族统治者的剥削对象由以往的旗下奴仆扩大到全国人民，剥削对象的扩大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剥削收入，进而引起满族内部阶级关系的变化。

（一）旗地形态

1644 年（顺治元年），清朝下令清查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分给迁

来的王公勋臣和八旗官兵。后又下令，不论有主无主土地，悉行圈占。到 1669

年（康熙八年）清朝在近京 250 公里内，东起山海关，西达太行山，南至河

间，北抵长城的广大地区，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圈地，共圈占旗地 166838 顷之多。①这些旗地，一部分由皇帝和王公贵族、官僚占有，建立奴隶制或农奴制庄园，另一部分仍按“计丁授田”原则，分给八旗人丁，作为负担兵役的“份地”。名义上，圈占的应是明朝皇亲贵戚、王公、太监的土地以及无主荒田，实际上这些土地在明末农民起义的社会动荡中多已为农民占用。所以，圈占土地是一场对汉族农民的野蛮掠夺。

清朝为了满足皇室、王公、贵族、官僚的剥削需要，将关外的编庄制度引入关内。

在皇帝所有土地上设立的为皇庄，又称内务府官庄，是皇室私产。畿辅皇庄有地 13272 顷②。从顺治元年开始圈地设庄，到康熙中，在畿辅、奉天、热河等处，共设皇庄（园）1000 余所。官庄依生产性质，分为粮庄、银庄、豆秸庄、稻庄、各种爪菜果园。畿辅粮庄每庄领地 18 顷，纳粮 360 仓石。还要交纳大量的猪、鸡、鸭、鹅、蛋等，并将定额租折交杂粮，皇庄承担的杂泛差派也非常繁重。皇庄设庄头 1 人，役使庄丁进行生产。庄丁是皇家的奴仆，无人身自由，被严格束缚在庄园内，身份世袭。内务府设有专门惩罚壮丁的司法机构——慎刑司，对壮丁严加铃束。庄丁的身份地位和入关前一样，仍是奴隶或农奴。

赐予八旗宗室王公的庄田为王庄计 13338 顷①，半庄和园 823 所②。王庄星罗棋布于京畿各处。顺治未年谈迁在《北游录》中记载说：“都城外俱满洲赐庄。”大庄每所地 420—720 亩不等，半庄每所地 240—360 亩不等，园

每所地 60—120 亩不等。这些赐予土地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按世爵分领的庄园地，一是按丁给地。八旗王公在入关前攻城掠地时掳有大量壮丁，按规定，这些壮丁均各给地 6 晌（36 亩），实际上都归主人所有。康熙朝以后，分封皇子的王公庄园不再计丁给地，而是按爵秩从皇庄内拨给。计亲王给地大粮庄 20 所，银庄 3 所，半庄 2 所，瓜园和菜园各 2 所，果园 3 所，共 39

所，约 724 顷，郡王以下，贝勒、贝子、公等按爵秩递减③。除赐予地外，宗室王公在入关初，还利用逼民投充方式攫取大量土地。所谓“投充”，就是强迫汉族农民投身旗人名下为奴。多尔衮摄政时滥收投充 800 多人，其子多

尔博依仗权势多收投充人至 680 余名，“皆带有房地富厚之家”④。其同母弟

①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三五，第 9 页下；昭槤《啸亭杂录》卷八，第 226 页。

② 昭槤：《啸亭杂录》卷八，第 226 页。

① 康熙《大清会典》卷二一，第 10 页下—21 页上。

② 《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九，第 337—338 页。

③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九八，第 10 页上。

④ 《清世祖实录》卷五九顺治八年八月癸酉。

阿济格所收投充人亦近 700 名，平均每丁带地 10 余顷，合计 8000 余顷。⑤ 所以，王公贵族的庄地面积远远超过了赐予地。王庄与官庄性质相同，各设庄头，督率庄丁生产，属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

分给八旗官员的圈地叫“官员庄田”。尽管官员庄田与分配给兵丁的“份地”均称作“一般旗地”（或简称“旗地”），性质却有所区别。八旗官员首先按封爵和品级的高低分得土地。副都统以上给地 40 晌（240 亩），参领以上各给地 12 晌（72 亩）。此外，还按“计丁授田”原则分取旗地。早在入关前，八旗官员就在战争中掳获了大量人口，当时就有“将领从役最多，富家畜马最强，是以所得必多”的说法。入关以后继续通过掳掠和逼民投充扩大奴仆队伍。占丁较多的官员，得田每至数百晌，田连阡陌，壮丁众多，有条件设立农奴制庄田。官员庄田的规模因人而异，大小不等。庄园壮丁除向庄主完纳租银外，当主人出征时，还必须随同充当厮役（控马奴）。庄丁对主人保持严格人身依附，不能随意离去。主人可以将庄丁出卖或转赠。然而，他们毕竟不是奴隶，法律禁止主人任意杀害奴仆，否则要给予鞭笞、罚俸以至革职处分。

清朝在圈占畿辅土地时，依照入关前旧制，对广大八旗人丁实行“计丁授田”，作为旗人负担兵役的物质保证。

1648 年（顺治五年）八旗人丁（包括户下奴仆）共有 346931⑥，其中除

少数王公贵族外，共领旗地 140128 顷⑦，占畿辅圈占旗地 166800 余万顷的

70％以上。1645 年（顺治二年）定，每名壮丁授地 6 晌，1650 年又改为 5

晌。如果与汉族农民相比，每丁 5 晌（合 50 亩）的占地标准是不低的。但就八旗内部来说，这种貌似公允的分配方法，只能加深旗人间的分化，使贫者仍贫，富者愈富。

1658 年（顺治十五年）翰林院学士折库纳在奏疏中指出：“满洲披甲人，或止父子，或止兄弟，或止一身，得田不过数晌，征役甚烦，授田甚少，殊为可悯。”⑧除少部分富裕旗人占地较多，役使奴仆生产外，绝大多数旗兵没有或只有少量奴仆，本身“远涉数千里，长征一二年”，只能依靠余丁在家耕种土地，维生度日。缺少劳力的人户，“田不甚垦，多荒”①。

入关初的畿辅旗地，大体是关外时期奴隶制或农奴制经济的移植。但是在当地封建地主经济的大力渗透下，很快显示出向新的更为先进的经济关系过渡。王庄、皇庄的直接生产者中，除农奴外，出现了“老佃户”和“现租户”的新成分，他们多半是庄园余地的开垦者和带地投充的投充人。“老佃户”按规定交纳一定的“年贡”，同时拥有土地的永佃权，庄头一般不能任意更改租率。“现租户”是租种庄地的普通佃农，按年输租于庄头，与庄园主没有人身依附关系。②在汉民带地投充庄地上，多数是由投充人招民佃种，向家主交纳地租，表明王公庄园内部潜在滋长着地主经济因素。

对于比较贫困的下层旗人来说，由于缺少壮丁以及土地，本来就不具备

⑤ 杨学琛：《清代的八旗王公贵族庄园》，载《满族史研究集》，第 151 页。

⑥ 允祥：《为报顺康年间编审八旗男丁事奏本》雍正元年五月初四日，载《历史档案）1988 年 4 期。

⑦ 康熙《大清会典》卷二一，第 22 页下—29 页上。

⑧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七顺治十六年八月壬辰。

① 谈迁：《北游录·纪闻下》，第 378 页。

② 王鍾翰：《清代旗地性质初探》，载《清史新考》，第 82 页。

农奴制的生产条件，兼以兵役的重负，不能不很快转向租佃制。1653 年（顺治十年），《北游录》作者谈迁述其在北京一带见闻说：“各旗下不论贵贱，各给田若干，收其租不复给恼。”乾隆年间直隶总督孙嘉涂曾回顾：“定鼎之初，虽民田圈给旗人，但仍系民人输租自种，民人自种其地，旗人自取其租”。③1646 年（顺治三年）正白旗人杨守才在任邱县领得圈地 1 顷 5 亩，

将其中 60 亩招民佃种，每亩租银 4 分。④

（二）阶级关系

满族皇帝、王公贵族、官僚和一部分富裕的上层旗人，构成清朝的统治阶级。入关后，他们的地位进一步提高，特权加大，在利用旗地剥削农奴的同时，依靠国家的强制权力收敛赋税剥削全国人民。在关外时，八旗王公各照爵秩，领取庄田，并不支取俸禄。入关后，沿用明制，征收地丁银、杂税银、盐课、关税粮。

165l 年（顺治八年）前后，国家岁入额赋仅 1480 余万两，顺治末年，增至 2400 万两。⑤满族统治者拥有了靠聚敛来的巨额财富，将其中一部分作为俸饷，分给王公贵族和八旗官员。满族宗室贵族中地位最高的和硕亲王，岁俸银 1 万两，米 1 万斛（5000 石），以下世子、多罗郡王、长子、多罗贝勒、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递减，最低一级奉恩将军，岁支银 160 两，米 80 石。其余闲散宗室及龄（16 岁）以后，都有钱

粮赏银。功臣外戚世爵中最高的一等公，岁俸银 700 两，米 350 石，以下递

减，至云骑尉，岁支银 80 两，米 40 石。八旗官员中最高的都统，岁俸银 180

两，米 90 石，最低的骁骑校岁俸银 60 两，米 30 石。皇帝任意颁赠的银物又往往超过固定的收入。

1648 年（顺治五年），世祖以宗室“贫乏”为理由，赐以公瓦克达银 6000

两，固山贝子尚善等人各 5000 两；同年，以“奉太祖高皇帝配天”颁赏，亲

王赐金 100 两，银 1 万两，缎 100 疋，以下至奉恩将军，银 40 两。

1651 年（顺治八年）正月世祖以“亲政”颁赏，和硕亲王银 10000 两，

缎 100 正，以下至辅国公，银 1000 两，缎 10 正；八月，加皇太后徽号，又

赐和硕亲王银 7000 两，缎 100 正，以下至多罗贝勒，银 1700 两，缎 20 疋。

⑥皇帝颁赏的名目繁多，有“登极赏赉”、“亲政赏赉”、“万寿赏赉”、“徽

号赏赉”、“配享赏赉”、“升祔赏赉”、“册立赏赉”等固定名义，以及随时即兴的特恩赏赉。每次颁赏对象，上自宗室王公，异姓民世爵公、侯，下至八旗大小臣工，至九品官以上，无一遗漏。①历次颁赏都要挥霍掉巨额财富。1654 年（顺治十一年）8 月，例赠约黄缎 640O 匹，银 355000 余两，竟以“户部告绌，赏未行”②。

此外，本量八旗人员，获得世爵，或担任官职。康熙年间，在京王以下满洲官员两季俸银 1121900 余两，汉官两季俸银仅 37094 两。③满族封建统治

③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五，第 11 页上。

④ 《内务府来文》，载《满族历史档案资料选辑》，第 131 页。

⑤ 王庆云：《石渠余记》卷二，第 76 页。

⑥ 《八旗通志》初集卷五三一五四；谈迁：《北游录·纪闻下》，第 360 页。

① 《八旗通志》初集卷五三。

② 谈迁：《北游录·纪闻下》，第 362 页。

③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第 74 页。

阶级队伍不断扩大，年领粮，月领饷，并且利用职权，获得大量财帛田地，已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最有特权的集团。同时，由于满族贵族、官员不仅直接榨取农奴的生产品，而且剥削以汉族为主体的全国人民，这就改变了入关以前单一的奴主经济体制，而具备了领主与地主的双重身份。

满族的被统治阶级，包括“正身旗人”的大多数和“户下家人”。所谓“正身旗人”，也就是旗人中的自由民阶层。然而，上起钟鸣鼎食的天潢贵胄，诗礼簪缨的世宦阀阅，下至普通的旗人，在“正身旗人”的外衣下，却包含着不容僭越躐等的阶级分野和政治等级。正身旗人的主体是领取“份地”、承担兵役的旗兵和余丁。入关以后，普通旗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有所改善，旗地收入和俸饷是经济的主要来源。但是，八旗人丁出兵时买马置械，均需自备，沉重的兵役负担，常将他们驱入窘困处境。

八旗人丁在人身上除了受到八旗制度的严格束缚外，往往还受到故主子弟的钤束。清制，八旗佐领依佐领一职的承递关系，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开国初各部酋长率部归附，授之佐领，以统其众者，为勋旧佐领；率众归附，因卓有劳绩，赐以人户成一佐领者，为优异世管佐领；仅同弟兄族里归附，授之佐领者，为世管佐领；因户小人稀合编一佐领，由两姓、三姓轮流任佐领者，为互管佐领；各拨出余丁，攒为一佐领者，为公中佐领。④在多种类型佐领中，惟公中佐领一职不世袭，但在清初佐领中，所占比例很小。由于大批佐领控制在世家贵族子弟手里，便形成佐领下人对佐领的传统依附关系。特别在王公贵族领有的下五旗，旗主子孙世袭王爵，口含天宪，视旗下人丁为私属，任意差遣役使，滥用刑罚。使普通旗人实际处于低下的社会阶层。被压迫阶级的最下层，是服役于皇室、王公、官僚和一部分富裕旗人的

家内奴仆和庄园壮丁。他们没有独立户籍，隶属主人名下，所以又称“户下人”或“旗下家人”。由于满族统治者在入关以前大规模掳掠人口为奴的结果，奴仆成为人数最庞大的社会阶层。八旗编审壮丁册载：1748 年（顺治五年）八旗人丁共 346931。其中，汉军、台尼堪壮丁 45849；满洲壮丁 55330；蒙古壮丁 28785；满洲、蒙古包衣阿哈尼堪（包衣为“家里”意，阿哈为“奴仆”意，“尼堪”为“汉人”意，全意为“汉人家奴”）壮丁 216967。⑤户下奴仆约占全部八旗人口的 70％以上，正是清初满族蓄奴制度异常发达的一个缩影。由于满族贵族掳掠的主要对象是汉族人民，汉人构成旗下奴仆的主体，而且多为满洲旗人所占有，又使旗内的阶级压迫不能不带有鲜明的民族压迫的色彩。此外，沦落为奴的也有不少蒙古人、朝鲜人和满洲人。

户下奴仆的主体是随同主人从关外迁来的陈年奴仆，又称“关东旧人” 或者“盛京带来人”。入关以后，满族贵族在圈地同时，为了扩大奴仆队伍，实行逼民投充的政策。在此名义下沦为满族贵族、官员的奴仆将近 50000 人

①。满族贵族、官员和富裕旗人还通过契买手段，扩大对奴仆的占有。户下奴

仆是地位最卑贱、身份最低下的阶层，没有任何自由，听凭家主在专门的人市上买卖；身份世袭，本身生活嫁娶都不能自主；主人对奴仆衣食不能使其丰足，又任意凌侮，稍不遂意，即加捶楚。他们的身份仍是家奴和农奴。虽然，在年久的奴仆阶层中，有少数人因立有战功或者通过其它途径取得了开

④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一，第 2 页。

⑤ 胤祥《为报顺康年间编审八旗男丁事奏本》，雍正元年五月初四日。

① 左云鹏：《论清代旗地的形成、演变及其性质》，《历史研究》1961 年第 5 期。

户人的资格，但绝大多数奴仆的阶级地位并没有变化。

清朝定都北京后，将八旗人丁置于高出全国人民的政治地位，又予以经济上的优遇，暂时缓和了正身旗人内部的阶级矛盾。满族内部的阶级矛盾主要表现为农奴主与户下奴仆间的对立冲突。逃亡是奴仆反抗的主要方式。

1646 年（顺治三年）仅数月间，逃亡奴仆已有数万。摄政王多尔衮警告：自入关以来，逃亡已十之七，不严此令；必致无复一人。②说明不甘压迫的奴仆大批逃亡，并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清廷制定极为严厉的“逃人法”，试图维护落后的农奴制度。1654 年（顺治十一年）间，旗下逃奴多至数万，所获不及十分之一，③又说明统治者的倒行逆施不过是徒劳的努力。奴仆的大批逃亡产生的严重后果是：农奴主因为劳动力的丧失而生业凋零，不得不采取更加适合汉族地区的剥削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