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理国的文化和宗教

大理国统治下的各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的发展也不尽相同。大理国文化可以洱海地区主体民族的白族作为代表来加以介绍。

《蛮书》云：“言语言、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即是说，从语言上看，白族语言跟汉语最为接近，蒙舍诏彝族的语言差别大一些，其它民族的语言差别就更大了。

白文是否存在，至今仍看法不一。③巍山一带发现的南诏字瓦，上面刻的文字有：■、■、■、亏，究竟属哪一种文字，尚无定论。纳西族学者方国瑜认为：“■文（指白文）之书，今不得见，然从前人记述，知为汉字写■ 音，⋯⋯即用汉字记焚音，称之为■文，非别有一种文字。而■语中汉语成分较多，故所谓■文，其同汉语者，写汉字，解■义。”。如《蛮书》中记载永昌（今保山）、洱海地区白族商人的诗歌：冬时欲归来，高黎贡上雪； 秋时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赂绝。其中的“穹赕”、“络赂”是白语，“穹赕”即怒江坝子，“络赂”即资金。

大理国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很深，今存大理国时期的许多碑刻，如大理《赵氏墓碑》、姚府《兴宝寺德化碑》、《大理段氏与三十七部盟誓碑》等，全是用汉文撰写的。碑文措词生动，镌刻细腻，堪称碑刻之上乘。许多清平官、诗画兼通，极有文彩。如白族杨奇鲲写的诗可与汉族名家诗句媲美。诗句有： “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岚色洗还清。江鸥聚处窗前见，林猿啼时枕上听， 此际自然无限趣，王程不敢再留停。”隽永可诵。

大理国统治者为了发展封建文化，还专门派人到内地购买经、史、百家和医药、历算等书籍，而且数量很多。后来，内地一些重要书籍，由于五代时动乱丧失了，元朝征书，便是从西南地区找到了不少。如唐太宗亲撰的《帝范》一书，计 12 篇，在五代动乱中，有的丢失，有的残缺不全，是自族人响应元政府的征书号召把它献出来，得以完整地流传于后世。

① 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六。

②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游记》第 2 卷。

③ 尤中认为，唐朝初年已有白文，它是在借用汉字的基础上结合白族语言创造出来的。见《中国西南民族史》，第 246 页。

大理国的雕刻绘画，在南诏国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发展。剑川著名的石宝山石窟浮雕，有一部分就是大理国时期最后完成的。昆明古幢公园的石幢浮雕，是大理时期的代表作。石幢高 7 米多，七层八面，下宽上窄，呈八角

椎形。上面雕有许多寺字楼阁和众多佛像，最大的天王像高约 1 米，最小的

佛像不足 3 厘米，佛像大小姿态各异，表情生动逼真，造型优美，刀痕遒劲， 巧夺天工，可谓西南地区古代艺术之珍品，日本人把它称之为中国古代“绝无而仅有之杰作”。

在绘画方面，大理时期已出现了世代相传的专业画工。他们在洱海的佛寺中，绘制了瑰丽的壁画，迄今留世最著名的代表作是专业画工张胜温作的

《大理梵画长卷》，又称为《张胜温画卷》，高 0.33 米，长 16 余米，134

开，计 628 个佛面，线条工细，色彩鲜明，形象栩栩如生，明人誉为“绘事精致，金壁辉煌，耀人耳目，瞻对如生，足与顾虎头、李伯时相颉颃”。① 清高宗弘历也称赞它“傅色涂金，并极精彩”。②

1944 年北平故宫博物院将此画在重庆展出，哄动一时，为稀世瑰宝。佛教在南诏国时传入云南，至大理国时普遍流行。它取代了原始的巫鬼

教而成为正宗。大理佛教主要是瑜珈密宗。僧侣被称为“师僧”。在佛堂中教儿童念佛经。一些大理国王在失意时，甚至禅去王位而皈依佛门为僧，如段氏 22 传，竟有 8 人走入佛门，在中国历史上均属罕见。白族封建主的子弟出家当和尚的也很多。文学作品中，多引用佛经成语和典故。一切雕刻、绘画、音乐艺术、民间传说等，无不渗进佛经的内容。白族知识分子则多自称为“释僧”，攻读佛经和儒书之后，由大理国设科选士通过而被任命为官吏。大理国的统治者好佛、崇佛，段思平天天拜佛，岁岁建寺，铸佛万尊，对佛教在云南地区的传播有着深远的影响。

佛教的普遍流行，使佛儒结成一体，当时儒生无不崇奉佛法，僧侣也必诵读儒书。所以如此，是由于儒家宣扬的“德治”和“仁政”，实质就是讲“贫而无怨”、“富而不骄”、“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同佛教粉饰太平，用忍受苦难和侮辱的不抵抗主义来宣杨“成佛”的说教是一致的。在封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佛教从维护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立场，来解释这种不平等，正好跟儒家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伦理道德殊途同归。

大理国时的佛儒结合，是其地主经济发展的需要。由此可知，白族地区不但佛教思想浓厚，而且这也是崇拜孔夫子的社会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