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秦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拓

“西南夷”在公元前 4 世纪末以前和内地的联系甚少，处于各自发展的

状态之中。到公元前 4 世纪末虽和内地的交往开始了，但仅限于民间的经济来往，政治上并无联系。西南夷各族与内地政治上的联系始于中国大一统形成的秦汉时期。中原的秦汉王朝对西南夷各地进行了长期的开拓，终于使西南夷各民族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之内。

秦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较早，约在秦灭六国时即已开始。公元前 310 年秦惠文王嬴驷灭蜀后，就以蜀地为基地，开始经营“巴蜀徼外”的西南夷。

《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王）九年（前 329），司马错伐蜀，灭之⋯⋯ 十四年（前 324），丹、犁⑤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武王元年（前 310），诛蜀相壮⋯⋯伐义渠、丹、犁。”⑥《史记正义》云：“蜀相杀蜀侯，并丹、

① 《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 2993 页。

② 《史记·司马相如传》卷一一七，第 3044 页。

③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三，第 285 页。

④ 《后汉书》卷八六，第 2848 页。

⑤ 《华阳国志校注》“南中志”卷四，第 428 页。

⑥ 《史记·大宛列传》卷一二三，第 3166 页。

犁二国降秦。在蜀西南姚府内，本西南夷”⑦。知丹、犁二部接受秦的统治较早。公元前 285 年（秦昭襄王三十年），秦蜀郡太守张若又“取笮及江南地”，笮地在今川滇交界的盐源、盐边、华坪、永胜、宁蒗诸县地，“江南地”为金沙江以南的今丽江、大姚、姚安诸县一带。说明公元前 4 世纪末 3 世纪初，秦国的势力已深入到金沙江以南的地区。

公元前 246 年，赢政为秦王，继续以蜀为根据地开拓西南夷。首先从修筑道路开始，李冰在任蜀郡太守期间曾在川滇交界的僰道（今四川省宜宾市）地区开山凿崖，修筑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道路，这是兴修五尺道的开始。秦嬴政统一六国后，遣“常额略通五尺道”①。常额把李冰所修筑的僰道往前延伸，从今四川省宜宾市一直修到今云南省曲靖市附近。此即历史上有名的“五尺道”，亦是通过西南夷地区与国外经济文化交流中最古老的交通线之一，这条对外交通线首先被张骞发现，并称之为“蜀、身毒国道”（今人称为“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秦朝参予蜀、身毒道的经营，进一步加强了西南夷与内地的联系。

秦王朝不仅在西南夷地区修筑道路，还将其郡县制引入西南夷部分地区。“秦时常额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②。“邛、笮、冉駹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常通为郡县”③。诸此国的邛、笮、冉駹皆为西南夷族部，秦时分布在川滇交界地，秦统一六国后便在其地“置吏”，立郡县，派官吏进行直接统治。此为中央王朝在西南夷地区正式统治的开端，这一史实长期湮没不彰。西南夷地区纳入祖国的地方行政区划之内非始于汉，而是开端于秦。

公元前 3 世纪末，因汉王朝初建，无暇顾及西南夷地区，曾一度采取“关

蜀故徼”的措施。汉在经过 70 余年的“休养生息”后，国力增强，经济雄厚，正式开拓西南夷的政治、经济、军事条件业已成熟。汉武帝刘彻时，汉朝已是“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④。巴蜀地区更是“地沃土丰”，以致“汉家食货，以为称首。”汉武帝刘彻的北抗匈奴，南收南粤，西通西域的政策已取得初战的成功，为汉开拓西南夷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张骞西域归来又盛言打通“蜀身毒国道”利多弊少为可取。而开发西南夷又是巴蜀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政治上的隔离状态，已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故巴蜀人民已采取“窃出商贾”的方式来抵制汉朝的封闭政策，开发西南夷已势在必行了。汉武帝从而决定采取大规模开拓西南夷的行动。

公元前 135 年（汉建元六年），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南越，发现从蜀经夜郎有水路通番禺（今广州市），建议招降夜郎，以击南越，“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⑤。武帝乃拜蒙为郎中将，率领军队并携带大量缯帛，货币从巴蜀笮关入夜郎，招降了夜郎侯多同，将其地划入犍为

⑦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蜀志”卷三，第 320 页。

① 据张守节《史记正义》：“丹、犁本西南夷。”知丹、犁是西南夷中最古老的两个部落，初附于蜀，后为秦所统治。其地在川滇边境，唐初属姚州都督府。

② 《史记·秦本纪》卷五，第 207、209 页。

③ 同上。

④ 《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 2993 页。

⑤ 同上。

郡。蜀郡西部的邛、笮（西夷）部的君长亦请求归附，“如南夷（夜郎）例。” “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⑥。于是汉朝于公元前 130 年（汉元光五年）命司马相如使西夷，在西夷邛、笮地区设一都尉，10 余县，均属蜀郡管辖。

汉朝为有效地控制西南夷地区，又令唐蒙和司马相如分别修筑“南夷道” 和“西夷道。”“南夷道”是在秦五尺道的基础上使其延伸至牂牁江流域和滇中地区（即石门道）；“西夷道”是自蜀（成都）经临邛以达邛、笮地区

（即清溪道）。“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⑦。由于修筑二道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引起部分西南夷诸部的反抗。时汉朝廷内持反对意见者乘机抵毁汉对西南夷的开发：“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戍转相饟。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①此为汉开拓西南夷的第一阶段。

公元前 122 年（汉元狩元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②。于是汉朝又恢复了对西南夷地区的开拓，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常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③。受阻于嶲、昆明族。但使者归来时盛赞滇国的富饶，增加了汉武帝进一步开发西南夷的决心，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开拓西南夷的活动。

前 120 年（元狩三年），汉朝积极准备重新开拓西南夷，在长安“象滇

河作昆明池”练习水战，以适应西南夷地区的江河湖泊作战。前 111 年（汉元鼎六年），汉朝军队平南越，接着“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始依南粤，南粤已破，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④。汉朝全部控制了夜郎地区。接着又诛反抗汉朝的邛君、笮侯，冉駹等部皆震恐，请求置吏，汉朝便“以邛都为粤（越）嶲郡，笮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⑤。将蜀西部的西夷地区完全纳入汉朝的统治之下。此时西南夷中只剩下拥有数万之众势力强大的滇王了。汉朝曾以诛南夷兵威招降滇王，但遭到滇的联盟诸部劳浸、靡莫的反对，汉朝便于前 109 年（汉元封二年）出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举国降，请置吏入朝”⑥。于是汉朝在滇国境内设益州郡，赐滇王印，令其复长其民。至此，汉朝基本上将西南夷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完成了对西南夷地区开拓的第二阶段任务。

公元 1 世纪，东汉王朝继续推行开发西南夷的政策，进一步向益州郡西

⑥ 《史记·司马相如传》卷一一七，第 3046 页。

⑦ 《汉书·西域传下》卷九六，第 3928 页。

① 《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 2994 页。

② 同上。

③ 《史记·平准书》卷三○，第 1420 页。

④ 《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 2995 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

部的哀牢、掸人地区发展。公元 51 年（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哀牢部落的首领贤粟等率种人，“诣越嶲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帝（刘秀）封贤粟等为君长”⑦。公元 67 年（东汉永平十年），东汉王朝在哀牢和洱海地区置“益州西部属国。”69 年（永平十二年），另一“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 显宗（刘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⑧。东汉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将滇西边境纳入汉朝统治范围，是为汉朝开发西南夷的第三阶段。至此，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建郡七，基本达到了开发西南夷的目标。

秦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拓置郡，建立政治上的联系仅仅是第一步，而如何在民族情况极为复杂，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西南夷地区巩固其统治更是一项艰巨的事。故此，汉王朝又根据西南夷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的统治措施，主要有下列几条：

第一，一“以其故俗治”，即不改变西南夷原有各民族的生产方式和各民族统治者的地位，和西南夷各民族首领建立羁縻统治。由于西南夷各民族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和风俗等方面均与中原有较大差别，且情况复杂，不能采取中原的统治方式，而实行“以其故俗治”的统治方式，“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⑨。所谓“以其故俗治”，即如原夜郎、滇、邛都等王仍受赐封王， “复长其民。”“旁小邑”的“君长”就更未变动，“虽有官吏，仍以其君长为王侯，使主其种类。”按规定王侯受郡县官吏的调度，而实际上是“守令治其人，酋长世其官，不相凌夺”①。这种汉族官吏和各族首领的羁縻统治，适应了当时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潮流，巩固了西南夷地区的统一局面。

第二，一对西南夷各民族首领“厚赐增帛。”利用汉朝丰富多采的物质来吸引各民族首领，以争取他们内属，加入到统一国家之中。公元前 135 年

（汉建元六年），“拜（唐）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夜郎旁小邑，皆贪汉增帛，⋯⋯ 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②。厚赐缯帛，吸引了夜郎侯及西南夷许多民族，因而与西南夷地区建立起政治上的联系。

第三，一免征赋税。由于西南夷各民族的社会形态不一，土地所有制复杂，不宜实行中原的租赋制，因此汉王朝在西南夷各民族中采取了“无赋税”

③的政策，“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为賨布”④；“其君长岁出赋

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嫁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

⑦ 《汉书·西南夷传》卷九五，第 3841 页。

⑧ 同上。

⑨ 《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 2997 页。

①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 2848 页。

② 《续汉志》：“六县谓不韦、嶲唐、比苏、楪榆、邪龙、云南也。”《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 2849 页。

③ 汉初在南方和西南夷地区建立的 17 个郡史称初郡，晋灼云：“元鼎六年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贞、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牁、越嶲、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

《西南夷传》所置犍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见《汉书》卷二四，第 1174 页。

④ 李元阳：《云南通志》。

鍭”⑤；“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⑥。免赋薄敛的办法对安定西南夷地区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显著的效果，整个汉代，西南夷地区社会较安定，民族之间的关系较好，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乱，推动了西南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四，一移民屯垦。汉初为了减轻西南夷各族人民的负担，各郡县官吏的费用粮食，一律从内地运往，“南阳，汉中以往，各以地比⑦，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⑧。由于汉朝派到西南夷的官吏士卒所需物资越来越多，仅靠毗邻郡县供给已很困难，“悉巴蜀租赋不足更（偿）之”⑨。加以运输困难，实难满足需要，因此汉武帝刘彻采取了徒民屯垦的政策，屯垦队伍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一是“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受钱于都内”①。即招募内地的豪民一地主、大商人到西南夷地区屯田，所获谷物交当地官吏供吏卒使用，凭官吏所给凭证在内地府库领取银两；二是将内地贫困破产及犯“死罪”、“奔民”、“滴（谪）民”、“三辅罪人”等人移徙西南夷地区屯垦，“汉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②，“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曰不韦县”③。也有的是破产农户“应募”而移徙西南地区屯垦的；三是郡县驻守的郡兵，即戍卒、屯田所获以给军食。移民屯种所生产的粮食保证了西南夷郡县官吏士卒的需要，减轻了当地和邻郡人民的负担，同时也使汉族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在西南夷地区的影响不断扩大，巩固了统一的局面。

第五，一选派廉洁官吏。为了取得西南夷各民族的信任，汉王朝重视选择比较廉洁的官吏到西南夷地区去，如益州太守文齐和夷、汉各族人民相处“甚得其和”④。因此当文齐死后，益州人为其立庙纪念。越嶲太守张翕与当地叟、昆明、摩沙等族关系较好，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⑤。据传翕为越嶲太守，布衣疏食，俭以化民，自乘二马之官，久之，一马死，一马病，翕即步行。夷、汉甚安其惠爱，翕“在郡十七年，卒于任上，夷人爱慕如丧父母。苏祈叟二百余人，赍牛、羊送丧至翕本县安汉，起坟祭祀”⑥。此外还有郑纯，景毅等人均能“清廉，毫毛不犯，夷汉歌咏”⑦。由于官吏比较廉洁，治政又较稳重，并重视各民族的社会生产，因而联络了当地的各族首领，取得了西南各民族人民的信任，共同发展了社会生产，缓和了阶级矛盾，稳定了西南地区的社会秩序，有利于西南各民族社会的发展。

第六.一帮助西南夷各民族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是汉朝治理西南夷政策

⑤ 《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 2994 页。

⑥ 《汉书·食货志》卷二四，第 1174 页。

⑦ 《后汉书·南蛮传》卷八六，第 2831、2841 页。

⑧ 同上。

⑨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 2851 页。

① 《汉书》颜师古注：“地比，谓其次地，自近及远也。”

② 《汉书·食货志》卷二四，第 1174 页。

③ 《史记·平准书》卷三○，第 1421 页。

④ 同上。

⑤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 393 页。

⑥ 《三国志·蜀书·吕凯传》卷四三，第 1047 页引孙盛《蜀世谱》。

⑦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 2846、2853 页。

的一项重要内容。首先是积极恢复和发展与西南夷地区的商业活动，将关中、巴蜀的“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牦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

（11）。内地商人因此而致为大富，当然也促进了西南夷各民族经济的发展。郡县官吏也重视发展西南夷地区的生产和推广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如文齐在犍为属国“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后又在益州郡内“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⑨，使犍为，益州等地各民族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郡县官吏还注意在西南夷地区传播中原文化，兴办学校，改变后进习俗。公元 84—86 年（东汉元和年间），益州太守王追“政化尤异⋯⋯始兴学校，渐迁其俗”⑩。西南夷各族也善于接受汉族文化，东汉末，牂牁郡人“尹珍自以为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城始有学焉”（。据《孟孝琚碑》载，僰族孟孝琚 12 岁即入内地“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可见汉文化在西南夷中的传播情况，对后来西南夷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秦、汉对西南夷的开拓，尽管在当时和以后一段时期内有以公孙弘为代表的“盛毁西南夷无所用”的诋毁，然而秦、汉王朝的统治者却坚持和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完成了统一西南夷的大业，是为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其功绩应该予以肯定：“西南徼外，庄0 所通。汉因大夏，乃命唐蒙。劳浸、靡莫，异俗殊风。夜郎最大，邛、笮称雄。乃置郡县，万代推功。”①“若夫駹也冉也，邛僰也，越嶲也，滇也，则与我边鄙之民，犬牙相入，声息相通，物产相资，而非有駤戾冥顽，不可向迩者也”②。自秦汉开通西南夷以降，则“滇云之壤，理学义节文章事功之选，肩踵相望，天所佑也，汉肇之也”③。历史的发展证明，秦汉对西南夷的开拓，有利西南地区政治的统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各民族的团结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