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背唐附蕃的矛盾冲突时期

南诏统一六诏并与唐王朝友好往来是符合南诏与中原人民的愿望的，有利于各自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这并不完全是统治者结盟友好的目的，统治者另有企图。南诏借助唐朝的力量统一六诏后，仍处在唐蕃两强之间，还没有力量单独对付任何一强，因此只得依靠唐朝以求得生存和发展，但南诏又有吞并两爨扩大势力范围的强烈欲望，这就必然和唐朝在云南的利益发生矛盾与冲突。在皮罗阁后期双方的矛盾已开始显露出来，“归义既并五诏，服群蛮，破吐蕃之众兵，日以骄大，每入觐，朝廷亦加礼异”②。

748 年（天宝七年）阁罗凤即南诏王位成为第 5 代王。此时唐朝仍对阁罗凤及其子弟进行加封，748 年唐派“中使黎敬义持节册凤袭封云南王，敕

③ 向达：《蛮书校注》卷三，第 68 页。

④ 胡蔚：《南诏野史》，载《云南史料丛刊》30 辑，第 181、195 页。

⑤ 同上。

⑥ 李京：《云南志略》，载《云南史料丛刊》30 辑，第 195 页。

⑦ 胡蔚；《南诏野史》，载《云南史料丛刊》30 辑，第 181、195 页。

① 胡蔚：《南诏野史》，载《云南史料丛刊》30 辑，第 202 页。

② 《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册封第二。

置阳瓜州于蒙舍川。加授凤伽异为上卿兼阳瓜州刺史都知兵马大将军”。③ 凤弟诚节授蒙舍川刺史，弟崇授江东刺史，弟成进授双视州刺史。④阁罗凤亦不断派遣使臣入朝，表面上仍保持着友好关系，但实际是南诏要向东西爨地区发展，而唐朝又不愿让南诏插足两爨地区，并采取了巩固两爨地区统治的措施，各自相异的目的很快显示出双方的矛盾。不过此时南诏统治者只是在两爨问题上与唐朝的目的相异，绝无背唐之意，因为这时南诏若没有唐朝的支持还不可能抵御吐蕃势力。但是此时唐朝廷却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加之唐边臣的昏庸狂妄，使矛盾激化，将南诏推向了背唐附蕃的道路。

749 年（天宝八年）唐朝积极准备对南诏用兵，当时任剑南节度使的鲜于仲通：“褊急寡谋”，云南郡太守张虔陀又“矫诈”，在这种狂妄无能边臣的把持下，使诏唐关系恶化。张虔陀首先挑起南诏内部的权力之争，利用阁罗凤是皮罗阁的继子，在王位继承上企图以皮罗阁的嫡子诚节替代，以此打击阁罗凤。

750 年（天宝九年）阁罗凤路过云南郡（姚安）谒见张虔陀遭到张下属的辱骂，又侮辱同来的阁罗凤妻女和索要财物，甚至反诬阁罗凤谋反。阁罗凤将此情表奏唐朝廷，但唐朝不予置理。阁罗凤又得知鲜于仲通率兵 8 万进军云南，终于逼反了阁罗凤。

750 年阁罗凤在愤怒之下，采用先发制人之法，先出兵围攻姚州，杀了

张虔陀，接着出兵占领了唐在云南的羁縻州县 32 个，并在后来所建《南诏德

化碑》中列举了张虔陀的 6 条罪状：一是勾结唐朝宿敌吐蕃，企图灭我南诏； 二是想用不忠不孝的诚节继承王位，离间我南诏；三是收容爨崇道，以对付我南诏；四是凡与我罪（仇）者皆授官，凡与我善者皆遭压制，企图贬抑我南诏；五是筑城、练兵，密谋袭我南诏；六是苛捐杂税，军粮倍征，苛求无止境，意在搞垮我南诏。⑤它表白南诏只是杀了一个该杀的官吏，并无反唐之意。

在这样的形势下，鲜于仲通于 751 年（天宝十年）率大军进驻云南曲靖。阁罗凤本意并不愿与唐决裂，因此当闻唐大军抵曲靖时，即赴沪南谢罪，愿送还俘掠，赔偿损失，请求罢兵，但遭到鲜于仲通的拒绝，唐军继续分 3 路进兵，阁罗凤在安宁再伸“衷悃”，鲜于仲通仍不接受。后阁罗凤又派使者陈诉，“往因张卿（虔陀）谗构，遂令蕃汉生猜。赞普今见观衅浪穹，或以众相威，或以利相导，倘若蚌鹬交守，恐为渔父所擒。伏乞居见亡，在得恩失。二城复置，幸容自新”⑥。再次恳请与唐罢兵和好。同时也告知：“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⑦鲜于仲通始终自持兵众，屡加拒绝，并率兵进逼洱海。阁罗凤在唐大兵压境之下，求救于吐蕃，并请归附。南诏在吐蕃的支持下，合兵击唐兵，唐军全军覆没，鲜于仲通仅以身免，第 1 次天宝战争以唐朝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此后南诏归附吐蕃， 被封为“赞普钟南国大诏”①（兄弟之国）。诏唐关系断绝。

③ 同上。

④ 胡蔚：《南诏野史》，载《云南史料丛刊》30 辑，第 202、203 页。

⑤ 《旧唐书·南诏蛮》卷一九七，第 5280 页。

⑥ 胡蔚：《南诏野史》，载《云南史料丛刊》30 辑，第 233 页。

⑦ 陈思坤：《南诏与中原五朝的臣属关系》，载《大理文化》1980 年第 8 期。

① 《南诏德化碑》，载马曜：《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 717 页。

唐军全军覆没后，杨国忠继任剑南节度使，杨竟然掩盖鲜于仲通败绩， 以胜利向朝廷告捷，并在中原“分捕北地人为兵”，继续备战，于 754 年（天宝十三年）命剑南留后李宓率十道兵 7 万人再征南诏，唐军深入到洱海太和城下。阁罗凤据险守城，避而不战。李宓孤军深入，唐军又水土不服，军中瘟疫蔓延，加之补给困难，不战而自溃，李宓只得退兵，南诏军队乘机追杀， 李宓“沉江而死”，②唐军又全军覆没，第 2 次天宝战争又以唐朝的惨败告终。两次天宝战争，唐军“先后丧师已二十余万”③，军资大耗，国力大伤，终于在公元 755 年（天宝十四年）爆发安史之乱，唐朝再无力顾及南诏。诏蕃联兵很快夺取了唐嶲州、会同（会理）、台登（沪沽）、昆明（盐源），进据清溪关（大渡河南），矛头直逼川西，对成都形成威胁。诏唐关系完全处于敌对状况之中。

两次天宝战争是唐朝政策的错误和唐边臣的昏庸无能造成的，南诏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北臣吐蕃的，因而南诏仍时时顾念过去与唐朝的友好关系，也想今后与唐恢复和好，故在天宝第 2 次战争后，南诏收唐军阵亡将士的尸体，“祭而葬之”，并“立碑大书唐天宝战亡士卒之墓”。④事隔多年后， 阁罗凤还在王都太和城立《德化碑》记述被逼迫背唐的苦衷，“揭碑国门， 明不得已而叛，尝曰：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 可指碑澡祓吾罪也”。⑤再次表白不得已而背唐，且流露出念念不忘后世与唐再度和好的期望。

诏唐关系恶化以后，南诏阁罗凤一方面受吐蕃征调役使参予了一系列对唐朝的战争，协助吐蕃占领了唐边境的一些地方，掠夺了这些地区的许多人口、牲畜和财物，充实了南诏的国力，使南诏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快的发展。另一方面阁罗凤又集中力量从事统一云南的活动。

762 年（宝应元年）“西开寻传”，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伊洛瓦底江流域。

763 年置安宁城监，向贵州、川西地区发展。

765 年（永泰元年）筑拓东城，经营滇池地区，接着又向南深入，设立银生府。于是整个今云南之地被南诏所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