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割据时期的蒙古社会经济

（一）畜牧业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也在与日俱增。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又大大地刺激了统治阶级贪图享乐的欲望。“他们以飞筋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③。还把大量财富奉献给各地寺观和勋臣贵戚，致使“国用不经，征敛日促”，①社会经济日趋凋蔽，祸乱迭起。及至退居漠北后，由于战祸连年，封建割据加剧，与中原地区的贸易联系受阻，经济滑坡便更加严重。不但自 13 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商业和农业生产遭到巨大摧残，畜牧业生产所受的破坏也很惨重。例如 1369 年（明洪武二年），在撤离开平的战争中，就损失将士万人，车 1 万辆，马 3 万匹，牛 5 万头。②1370 年（明

洪武三年）四月，与明军战于沈儿峪，就损失马 15000 余匹，橐驼、驴、牛、

羊杂畜 15000 余头。同年五月，应昌被攻破，又损失“驼马牛羊无算”。③ 所有这些，都给生产的发展带来巨大危害。

15 世纪初年后，瓦刺、东部蒙古统治集团相继振兴，势力增强，牧地相对有所扩大，经济状况又有一定好转，畜牧业生产不仅基本上可以达到自给，而且可以匀出部分牲畜与明朝政府进行交换。例如 1439 年（正统四年），脱脱不花等遣使向明朝奉表贡，当次即贡马 3750 匹，驼 13 只，貂鼠皮 3400

张。④1441 年，又遣使贡马 2537 匹，貂鼠、银鼠等皮 21200 张。⑤土默特部

首领俺答鼎盛时，曾拥有马 40 万匹，骆驼、牛、羊以百万数。其它大封建主也有几十万牲畜。

② 参阅叶新民：《元上都宫殿楼阁考》，《内蒙古大学学报》1987 年第 3 期。

③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丁丑。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八，《北伐中原》。

③ 参阅《国榷》卷四，洪武三年四月丙寅条：同年五月甲辰条。

④ 《明英宗实录》卷六○，正统四年十月丁亥条。

⑤ 参阅《明英宗实录》卷八四，正统六年十月甲申。

1571 年（明隆庆五年），仅得胜堡、新平堡、张家口和水泉营 4 处马市，就与官方和私商交易牲畜 29000 余头。自 1582 年（万历十年）后，每年于宣府、大同和山西三镇易马，额数都在 3 万匹以上。⑥此外，还把大量马匹奉献给西藏达赖喇嘛及其所属寺院，充当布施。

从现有记载看，其畜牧业生产中，牧畜数量最多的仍是马、牛、羊、骆驼。张瀚《松窗梦语》载，“其俗⋯⋯逐水草，资畜牧”，“上下山谷，往来聚散”，“惟牧驼、马、牛、羊，食其肉，衣其皮”⑦。瞿九思《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上》：“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如察哈尔所属各部落，因多居于东部地区，地势较低湿，牧畜则多牛、羊。而居住于西北地区的各部落，有的以驼、牛、羊数量居多，有的则是马、牛、羊数量最多。但无论在任何一部落，马都受到广大牧民的珍视。“爱惜一良马，视爱惜他畜尤甚。见一良马，即不吝三、四马易之”⑧。

除牛、羊、马、驼外，驴、骡和牦牛的养殖也很普遍。在其与中原各族人民的交换活动中，驴、骡还常常是交换的重要商品。

由于战争频繁，封建割据加剧，成吉思汗时代建立起来的千户制，此时已逐步为以地域关系为主的土绵和鄂拓克制所取代。“土绵”，蒙古语意谓“万户”。但此时的万户已不是单纯的军事组织，而是由大部落集团构成的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如鄂尔多斯万户、永谢布万户、察哈尔万户等。鄂拓克是“万户”以下以地缘为基础的组织。每个鄂拓克通常以一个或数个爱玛克组成。爱玛克是“近亲家族的结合”，“可能由属于不同氏族（牙孙、族系、骨），但渊源于一个共同祖先的人们结合而成”⑨。土绵、鄂拓克、爱玛克首领都是世袭封建主。除拥有世袭领地和属民外，也拥有大量牲畜。领主牲畜通常都由属民代为牧放。属民也各有多少不等的牲畜。其畜牧方式，虽依然是依季节不同“上、下山谷，往来聚散”。但这种“逐水草迁徙”办法，必须在领主指定范围内进行，否则便要被视为非法。放牧除个别地区外，一般都没有井、储草和棚圈等设备。因此，一遇水旱灾害或牲畜疫病，损失都很严重。

因单纯依靠畜牧业生产，根本无法满足生活的需要，广大牧民除牧言之外，仍兼营狩猎。狩猎基本上还是个人猎、群猎和集体围猎三种形式。肖大亨《夷俗记》载，“若夫射猎，虽夷人之常业哉，然亦颇知爱惜生长之道，故春不合围，夏不群搜，惟三、五为朋，十数为党，小小袭取，以充饥虚而已”；及至秋风萧瑟，塞草枯萎，弓劲马强，兽肥隼击，乃“大会蹛林，千骑雷动，万马云翔”。集体围猎，需按一定的规则和次序进行。如违反规定，便要受到严厉惩罚。如王公在禁猎区灭绝野山羊的，科罚一九牲畜及驼一只；围猎时与他人并立或并进的，科罚五牲畜；走出线外三射程以上的罚马一匹，二射程的罚母羊一只，一射程的没收箭五枝；藏匿为箭所伤而逃走的野兽罚五牲畜；藏匿非箭伤之野兽没收其马。①集体围猎所得猎获物，一般按参加人

⑥ 参阅《明神宗实录》卷一五六，万历十二年十二月癸卯条；《明神宗实录》卷一八七，万历十五年六月己未条。

⑦ 张瀚：《松窗梦语》，第 39 页。

⑧ 肖大亨：《夷俗记·牧养》。

⑨ 符拉基米尔佐夫著、刘荣峻译：《蒙古社会制度史》，第 214 页。

① 参阅戈尔斯通斯基：《1640 年蒙古卫拉特法典》，第 40、54 页；梁赞诺夫斯基《蒙古习惯法之研究》

数多少均分，但也有首从之别。首中的一般都可以多得皮毛、蹄角。居住于河湖附近的蒙古人，也有从事渔捞的，但为数很有限。

（二）农业

随着社会相对稳定，农业也有一定发展。农业生产较为发达的首推居住于辽东边外的兀良哈三卫。三卫在 14 世纪后期以来，虽然也屡遭战争破坏，但农业生产却一直没有中断。为发展生产，他们不仅经常通过贸易从中原地区输入农具、籽种、耕牛，还不时请求划给边地耕种。例如 1455 年（景泰六年）泰宁都督佥事革干帖木儿，就在给明廷的奏疏中要求赐给“犁铧、种粮、耕地”；②1467 年（成化三年），朵颜、泰宁二卫请于“边地市牛和农具。”

③

其次，是土默特部所处的丰州地区。丰州地区农业的发展与广大汉族人民流入有关。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在叙及 16 世纪丰州地区情况时说：“崇山环合，水草丰美，叛人丘富、赵全、李自馨居之，筑城建墩，构宫殿，开良田数千顷。”④瞿九思《万历武功录》也指出，在李自馨等归附俺答后，通过互相延引，“党众至数千”，“开云（屯）田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⑤丰州地区农业的发展，与俺答的支持和鼓励有一定关系。为了鼓励蒙古

族人民从事耕稼，1546 年（嘉靖二十五年），他还亲自以牛二犋耕砖塔城。

⑥

由于汉族人民先进生产技术的影响，其农耕方式与明朝北方边境大致相近。农具除犁外，还有锄、镰、锹、镢、耧、耙等。春种秋敛，广种薄收。农作物除麦、谷、豆、黍、秫、糜子等粮食作物外，还有瓜、瓠、茄、芥、葱、韭诸菜蔬。⑦

（三）手工业

因战争频繁，封建割据影响，原有的官营手工业大部分已经被摧毁，重新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大都是个体手工业。手工业产品主要是兵器和各种日用必需品，如大车、缰绳、套竿、马鞍、马蹬、皮囊、水桶、火镰、三角架、刀、锤、斧、锯、钳、锉刀、剪刀、衣箱、锄、锹、镢、弓、弩、箭、剑、头盔、铠甲、皮袄、皮靴、毡、毯等。

在以上各种产品中，最为发达的仍然是兵器制造。尤以刀、箭、盔甲的制作为最精良，刀的形制与中原地区所产相类，极犀利；箭有阔 2 寸、3 寸、4 寸数种，临阵时若于 20 步左右发射，可“洞甲贯胸”①；甲也与内地相仿，以铁制成，极坚固。因制甲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故各部封建主都很重视。据《蒙古卫拉特法典》规定，凡 40 户每年必须制造胸甲两件，否则要科罚马、驼各一头。岷峨山人《译语》记载，“造甲胄一副，酬以一驼”，而造良弓一张或快刀一把，则仅酬“一马”或“一牛”。其受重视程度不同若此。

第 25、113 条。

② 《明英宗实录》卷二四九，景泰附录，景泰六年正月乙丑条。

③ 《明宪宗实录》卷四九，成化三年十月己未。

④ 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一。

⑤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⑥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

⑦ 肖大亨：《夷俗记·耕猎》。

① 肖大亨：《夷俗记·教战》。

制毡和制革也是其传统手工业。不仅能将革制品制成一般的皮靴、皮袄，而且能制作大皮袍、貂皮袄、银鼠皮袄等珍贵商品。刺绣业也有一定基础。肖大亨《夷俗记》：“女工于刺绣。”

俺答开发丰州地区后，由于汉族和藏族工匠大量流入，寺庙和宫殿相继兴建，促使建筑、砖瓦、雕塑、木器、油漆等手工业也有较大发展。

（四）贸易

农业和手工业在蒙古族社会中虽已有一定发展，但其经济基础仍然是粗放式的畜牧业。蒙古族人民的日用必需品，除少数能自己生产外，大多数都仍需仰赖于汉地。故无论在战争时期或是和平时期，双方的贸易往来仍极为频繁。

贸易活动可分为“通贡”和一般“互市”两种形式。“通贡”或又称“贡市”，既反映着一定的政治关系，同时又是一种经济联系。从有关“贡市” 的大量记载中分析，实际上又包含着双重交换关系：一是以“贡”、“赏” 的形式进行的交换。例如 1442 年（明正统七年），脱脱不花和也先遣卯失刺等 2300 余人、驱马 2300 余匹奉贡于明廷，明廷除分别给卯失刺等封赏外，又给脱脱不花、脱脱不花妻、也先、也先母、也先妻、瓦刺丞相把把只、平章伯颜帖木儿、小的失王、王子也先猛哥、同知把答木儿等分别赏赐彩缎、盔甲、乐器、蟒袍、丝绢等物。②因完全是在统治阶级之间进行，故一般又称之为“贡”、“赏”交换。但是，前来进贡的使团，往往还将额外多带牲畜或畜产品带至边境或北京与内地兵民交易。这种交换因主要是在民间私相易换，故又被称为“私市”或“额外携货贸易”。例如卯失刺等入贡，就私将马匹带至北京与民人换弓等物。③也有因马匹瘦小，明廷准其于沿途发卖的。例如 1443 年（正统八年）瓦刺使臣朵脱儿等入贡④就是这样。在蒙、明贸易活动中，“贡市”交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贸易交换的主要形式。兀良哈、瓦刺封建主们为了取得贸易利益，有时每年遣使一次，有时甚至二次、三次。每次遣使，规模小的数人，数十人，大的数百、数千人。“贡市”交换得来的商品，一般都为各级封建主所占有，普通游牧民是很难从中得到利益的。

一般“互市”，又称之为“马市”。明、蒙马市产生于 15 世纪初年。《明史·食货志》载，“永乐年间，设马市三：一在开原南关，以侍海西；一在开原城东五里；一在广宁，皆以待朵颜三卫”。1438 年（明正统三年），复于大同设市，许东、西蒙古各部于其地交换牲畜。互市此后时设时罢。

1551 年（明嘉靖三十年），由于土默特部俺答汗要求，又定于大同镇羌堡、宣府新开堡、延绥、宁夏等地置市。1571 年（隆庆五年），俺答与明廷建立和平贡市关系后，贸易达到极盛。明廷先后于大同得胜堡、新平堡、守口堡、宣府张家口、山西永泉营、延绥红山寺堡、宁夏清水营、中卫、平虏卫、甘肃洪水扁都口、高沟寨等 11 处开设马市。①马市每年定期开市 1 次至

2 次，每次三至十五日左右，由明政府派官员管理。俺答及其各部首领也莅市监督。为约束各部蒙古部众，俺答还订立有关互市“规矩条约”13 条，明

② 参阅《明英宗实录》卷一○○，正统八年正月壬午条；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七七。

③ 《明英宗实录》卷九七，正统七年十月乙卯条。

④ 《明英宗实录》卷一○九，正统八年十月庚寅条。

① 《明会典》卷一○七《朝贡三》。

朝制定“市法 5 款”。根据规定，明朝要用银两、钞币或绸缎、布匹、铁锅等物，与各部交换马匹牲畜。由于这种贸易，是与明朝政府进行的官方交换的，故俗又称之为“官市”。

“官市”以外，又有“民市”。“民市”也称“私市”。它与“贡市” 中的“私市”，实际是一回事。

“民市”一般是在“官市”结束后，由牧民将所剩马、驼、驴、骡、牛、羊、毛皮等物与汉族商人进行的一些零星交换，主要从汉地换取绸缎、布匹、绢、针线、食品、药物、茶叶等物。但禁止交换兵器和铜铁②输入蒙地。“民市”虽然允许在蒙、汉人民之间进行直接交换，但因时间短促，无法满足两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因此，明廷后又在毗邻土默特和鄂尔多斯地区，根据需要开设“月市”，也称“小市”。“民市”的发展，因为广大蒙古族人民提供方便，故其贸易额有时比“官市”还高出好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