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共同经济生活的发展

汉人在古代始终是农耕民族。从起源时代到春秋，一直以旱地农耕为主，战国时楚人已华化，于是成为兼有淮河以北旱地农耕与淮河以南水田农耕的民族。

秦皇统一，百姓被称为“黔首”，使“黔首自实田”，把自商鞅变法以降在秦国普遍实行的封建土地私有制推行到山东六国境内，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受到法律保护，同时也产生了广大的自耕农。于是，形成了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成为整个汉民族最基本的经济成分，一直延续了 2000 余年。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一直是汉族地区社会的基本矛盾，随着各民族地区的封建化，这一基本矛盾逐渐扩大到各民族地区。

铁器在战国时已得到推广。到汉代，武帝时实行盐铁专卖，冶铁完全由国家垄断，而铁官分布遍及中原和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今天在这些地区都已发现西汉的铁制农具，如铲、镬、锄、镰、铧等，数量既多，又形制各异。牛耕、马耕的推行，反映当时的耕田方式较先秦有明显的改进。在辽阳西汉晚期村落遗址中发现了铁制耧车，说明中原广泛使用的播种工具已推行到辽东；而湟水流域与河西等处所发现的汉代牛耕遗迹，反映随着屯田与移民已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到了西北。虽各地农业经济发展不平衡，比如汉代江南已不普遍存在“火耕而水耨”⑥，但铁制农具的推广、改进及种类的发展，加上耕作技术的进步，如“代田法”、“区田法”等的创立与推行，已使汉人社会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较先秦有了很大的提高。

国家水利的兴修，从先秦已开始，尤其是战国时秦、楚等国所修的一些著名水利工程，一直到秦汉仍使当地受益。这种公共水利的兴修，是汉人共同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前 111 年（汉元鼎六年）开始整修郑国渠，扩

大灌溉面积，元始二年（前 95 年）又修白渠，与郑国渠相配。当时民谣唱道：

③ 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长水集》上。

④ 参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吏》第 141—143 页。据估计北魏人口最盛时超过 3000 万，同时南朝梁的

人口约 2000 万，南北合计不会少于 5000 万。

⑤ 参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两书中有关论文。

⑥ 《盐铁论·通有》。

“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铲]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肥，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①关中除上述两渠之外，还有许多有名的水利工程，其中龙首渠，穿过黄土高原，明挖易于塌方，于是穿山为隧，并按一定距离凿渠井，深数十丈，井与井之间以隧洞沟通，谓之井渠。关中以外，今河南省汝南地区与安徽省西部引淮灌溉，山东省引巨定泽及妆水，山西省引汾水和黄河灌溉，都是汉代所修灌溉达万顷以上的大型灌渠。随着移民与屯田的发展，在今宁夏、甘肃两省

（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区，也有若干汉代兴修的著名水利工程。此外，治理黄河与兴修漕运工程，已从汉代开始。西汉河决瓠子，汉武帝刘彻于元封二年（前 109 年）四月“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②。东汉王景治河更是有名的水利工程。这些都不仅在当时给汉人共同经济生活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而且逐渐扩及到边疆民族地区。

汉人社会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重本轻末”，即重农轻商。但国家统一，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各地区产品的不同，各民族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与补充等因素，都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秦始皇统一以后，统一度量衡，修驰道，统一车轨宽度，到汉代进一步完善，并且统一货币，不仅有利于汉族地区商业发展，也有利于各民族间的经济交流。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不仅描绘了秦与汉初经济发展的情况，而且对各经济区域与都会都作了概括的叙述，对内地与边疆各民族的经济交往也作了弥足珍重的记载。两汉长期统一与稳定使长安、洛阳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番禹（今广州市）、邯郸、临淄、宛（今河南省南阳）、成都、吴（今江苏省苏州市）、蓟（今北京市）、江陵、寿春（今安徽省寿县）、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等处，也成为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上谷（今河北省怀来县）、云中（今山西省大同市）、马邑（今山西省朔县）、敦煌、酒泉、金城（今甘肃省兰州市）、于阗（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县）、益州郡（治滇池县，今云南省晋宁县东北晋城镇）等处，则成为汉区与边疆地区经济交流的枢纽，有的还是当时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交通的重要城镇。汉人与边疆各民族的经济交流，使大量作物品种，如南方热带、亚热带品种众多的瓜果、蔬菜、新品种稻，以及西域的葡萄、苜蓿、胡（黄）瓜、胡（芝）麻等等传入汉地，丰富了汉人农业和生活的内容，促进了汉地农业经济的发展。而骡、驴等“匈奴之奇畜”源源入塞，既提高了汉地的耕作与运输能力，也促进了汉地畜牧业的发展。从胡人那里学来以面粉做汤饼（面片）、胡饼

（火烧）等，在很大程度上改进了汉人的膳食方式。这种吸收其它民族物质文化以丰富和发展本民族的传统生活，对后世汉族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小农经济的形成，度量衡与货币的统一，公共水利的发达，道路网的形成、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发展等等，都表明了汉人经济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魏、晋、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长江流域和边疆民族地区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发，而这些又都与中原汉人大量迁入及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分不开，南北朝各自地区性的统一与经济恢复发展，为隋唐的再度大统一与经济繁荣准备了条件。

① 《汉书·沟洫志》卷二九，第 1685 页。

② 《史记·河渠志》卷二九，第 141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