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内蒙古人民的“独贵龙”运动

“独贵龙”，又译“多归轮”，蒙古语意谓“环形”、“圆圈”。它是19 世纪中期内蒙古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从事反对封建主义和欧美各国列强的一种独特斗争形式，是各民族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鸦片战争后，各地不断爆发农民革命运动，清朝政府为了镇压起义，不顾蒙古族人民的死活，经常到内蒙古地区征兵筹饷，调派驼马，给蒙古族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使广大农牧民生活日趋贫困，在清朝统治阶级实施残酷压榨的同时，各地的蒙古王公贵族也乘机压榨百姓，他们不仅向农牧民征收牲畜税、军粮、军需毛皮、军马、汤羊、黄油、奶牛、柴草等正课，还经常要阿勒巴图（庶民）去服各种徭役。此外，还把其穷奢极欲而欠下的债务转嫁到阿勒巴图头上。繁重的赋税和差徭，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于是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影响下，1858 年（咸丰八年）在伊克昭盟乌审旗便首先爆发了以巴拉吉尔、朱勒吉格、德勒格尔等人领导的“独贵龙”运动。

“独贵龙”运动是因为凡参加该组织的人，都有严格的纪律，开会讨论问题，都要坐成圆圈（独贵龙），在呈报官府、王公的咨文中参加人的签名亦呈圆圈形，这一方面是表示个人地位平等，同时也因为从圆形签名中难于查找领导者身份，以利于斗争的开展，故称之为“独贵龙”运动。

以巴拉吉尔等人领导的“独贵龙”运动从开始时起，就把斗争矛头指向该旗王公、官吏的暴政。他们反对各种苛捐杂税和兵差徭役，要求减轻人民的负担，反对王公、官吏贪赃枉法、抢占耕地和向边商立文借债，并将款项

摊派给牧民。斗争的结果，终于迫使伊克昭盟盟长及该旗札萨克（旗长）作出让步，重新审定该旗赋课规章，决定减免苛派的杂差税课禁止强占土地和发放高利贷，禁止地方官吏利用承审民事诉讼恃强豪横，渔肉良民；禁止乱派乌拉（差役）①，初步显示了运动的威力。

乌审旗“独贵龙”运动的胜利，使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使他们深深懂得，札萨克王公们也并非神圣不可侵犯，并知道如何运用这一形式去同统治者作斗争。

1862 年（同治元年），西北回民起义爆发。伊克昭盟由于毗邻陕西、宁夏，清朝统治阶级为加强对回民起义的镇压，不时向伊盟和阿拉善旗人民征兵派饷、抽调马匹，着令前往助剿。在起义发生当年，即敕命鄂尔多斯各旗及阿拉善旗派遣精兵，“径趋平罗宁夏”②，合内地清兵，共同向起义军发动进攻。

1864 年（同治三年），当轰轰烈烈的回民起义军席卷宁夏地区时，清朝政府又令鄂尔多斯各旗备办驼只，会同阿拉善兵到伊盟西南一带防堵，“相机兜击”①。

1868 年（同治七年），又令乌审旗筹备骆驼千匹及脚价银两，接济被围

清军；1873 年（同治十二年），令乌兰察布盟调兵千名、伊克昭盟调兵 2400 名分驻伊盟西南。无穷无尽的徭役与兵饷，不仅使广大普通游牧民终日仆仆于道路，并忍受惨死疆场的痛苦，与此同时，封建王公们为取得加官晋爵机会，还争先恐后向清廷捐输驼马，如 1870 年（同治九年），伊克昭盟盟长巴

达尔琥就以捐输驼马口粮等项价银 25300 两，换取了“乾清门行走”的封号； 乌审旗协理台吉②巴勒珠尔以捐输银两，取得了“镇国公衔加三级”的虚衔。1872 年（同治十一年），巴达尔琥又捐银 8000 两，巴勒珠尔捐银 7000 两，

还有部分台吉捐银 10300 余两，并分别取得了清政府记级加衔的赏赐。毫无疑问，这些负担，都相继被转嫁到广大下层农牧民头上，致使广大牧民生活极端因难。③因而在 1866 年（同治五年）和 1879 年（光绪五年）又先后于鄂托克旗和乌审旗出现了“独贵龙”运动。特别是 1879 年这一次，斗争极为激

烈。披甲（通过马、步、箭考试的八旗兵士）伊德木札布、通那等人率领 300 多名群众联名具状，控告该旗王公欺压人民、敲榨勒索群众的种种罪行，宣布抗交各项官差摊派。“独贵龙”群众一度还冲进王府，围逼王府官员答应其要求，并与作恶多端的官员进行直接斗争。运动前后延续数年。但因军事力量悬殊，最后仍被封建王公所镇压。伊德木札布和通那两人分别被放逐到湖南和山东。参加起事的下层台吉和群众，则被加以不同罪名，受到削职、革爵、鞭笞以及科罚牲畜等的惩治。

由于这次失败，以旗札萨克王公为首的封建势力又重新抬头。他们不仅重申了原有必须交纳的课税规定，还明确宣布禁止“独贵龙”运动，规定各

① 参阅郝维民：《伊克昭盟“独贵龙”运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载《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 1

辑。

② 《清穆宗实录》卷五二，同治元年十二月戊子。

① 《清穆宗实录》卷一○三，同治三年五月癸丑。

② 台吉，清代封爵之一，在王、贝勒、贝子、公之下，分一至四等。多用作封赠蒙古及西北边疆某些民族的贵族首领。

③ 参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定安等奏。

苏木传统摊派的官差、军需等，不得借故抗交，聚众 10 人以上兴讼滋事的或代人呈讼的，旗府概不审理，移归各该札兰章京、苏木章京分别审处；若聚众百人以上，捏造是非，作威“兴乱”者，将为首台吉臣佐姓名报理藩院， 削其职衔，并将聚集群众，遣回原籍镇辖；凡札萨克、协理、臣佐等征用乌拉马匹及汤羊时，任何人不得借故违抗。④

新规定不但使参加“独贵龙”的群众受到沉重打击，同时，也使广大农牧民进一步蒙受封建制度的桎梏。由于王公们继续横行霸道，故 1885、1891 年（光绪十一年、十七年）鄂托克旗、乌审旗又再次爆发了反对封建王公暴政的运动。斗争最后虽又遭失败，但革命的火种并没有被扑灭。

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全国各地群众纷纷响应。消息传到内蒙古西部一带，乌审旗、鄂托克旗和札萨克旗的“独贵龙”也纷纷会聚，积极配合义和团运动，开展声势浩大的反洋教斗争。鄂托克旗组织的 120 多人、乌审旗组织的 80 余人的“独贵龙”，先后焚毁了城川、堆子梁和乌审旗巴格西勒等处教堂，迫使洋教士纷纷逃往小桥畔教堂。七月十五日， 他们与陕北靖边和定边县安边堡一带义和团及当地蒙汉百姓一道，包围小桥畔天主教堂。各旗王公因慑于“独贵龙”的声势，也派官兵 700 余人参加。

蒙、汉各民族群众向教堂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攻击①，先后在宁条梁捣毁教堂 4

处，房屋 600 余间，杀死教士 1 人，教民 10 人，杀死城川、小桥畔教堂教士

1 人，教民 70 多人。在达拉特旗，蒙、汉等族人民还在该旗小淖尔、大淖尔

烧毁教堂 5 处，教民房屋 600 余所，杀死教民数百名。此外，在准格尔、杭锦等旗，也发动了规模大小不等的仇教运动，给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以重大打击。

“独贵龙”运动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几遭挫折，但广大群众并没有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他们从失败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故斗争不久又形成高潮。

20 世纪初，清政府为缓和中原内地的阶级矛盾，挽救其腐朽统治，实施“移民实边”政策。伊克昭盟为推行“实边”政策的重点区域。从 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开始，清政府便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设立归化垦务总局。接着又于包头置乌、伊两盟垦务分局，隶归化垦务总局管辖，大规模强迫开垦。措施实行后，引起广大牧民群众的强烈反对。有着光荣斗争传统的乌审旗牧民，首先举起“独贵龙”运动的旗帜，同垦务官员和封建王公展开坚决斗争。巴音什、乌巴大台吉、五喇嘛和巴图等为了推动斗争的发展，在乌审旗先后组织了 12 个“独贵龙”。

1906 年（光绪三十二年）春，12 个“独贵龙”在海流图庙会聚，参加者约 200O 人。他们杀羊宰牛，祭天盟誓，宣布停交一切赋税，成立领导全旗抗垦斗争机构一局子（即公会），斗争由局部发展成为统一行动。当垦务局和王府官吏丈放土地时，全体“独贵龙”群众出动抗争，收缴放地文契，驱逐垦务官吏，迫使清政府及札萨克王公不得不暂时停止放垦。

在乌审旗影响下，杭锦旗人民也相继组织起 6 个“独贵龙”，发动抗垦斗争。其中尤以后套的“独贵龙”声势最大。

④ 参阅《伊克昭盟盟长扎那格尔第呈请理藩院判处札萨克旗“独贵龙”之呈文》，见郝维民《伊克昭盟“独贵龙”运动》。

① 参阅《拳祸记》下册，第 259—261 页

1907 年（光绪三十三年），以厂汉卜罗领导的后套地区“独贵龙”，还与纳素朝领导的达拉特旗后套“独贵龙”合并，制作大旗，聚集民间枪支， 实行武装抗垦。准格尔旗协理台吉丹丕尔在广大人民群众推动下，亦发动了大规模的抗垦斗争。他们焚毁垦务东局、垦务中局，又烧毁垦务局文书档册， 拘捕了蒙古族官员格什巴图，还在南坪铸造火炮，派人联络乌审、郡王、达拉特、札萨克等旗准备武装抗垦，使清政府受到很大震动。此外，该旗的什拉召、阿拉坦鄂博、包尔哈少等地的“独贵龙”亦很活跃。他们反对该旗王公出卖旗地，反对把哈拉马格乃盐池出卖给五原厅，并揭露该旗旗主使梅楞棍布出卖旗地讨好清廷、为其子买台吉爵位的丑事，还“将梅楞棍布捆拿”， 拟将其“谋杀泄愤”。②

在鄂托克、札萨克、郡王等旗亦发生了规模大小不等的“独贵龙”运动。斗争一浪接一浪，此起彼伏。清朝统治阶级软硬兼施，企图迫使参加运动群众屈服，但始终没有成功。后因部分封建上层混进了“独贵龙”运动的队伍， 对清政府实行妥协退让策略，致使斗争又遭失败。

“独贵龙”运动从一个地区，一个旗的零星斗争，逐步发展至几个旗以至全盟性的斗争，又由请求封建王公改善旗政、减免赋役的请愿运动，渐次发展成为反对封建王公、清朝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斗争，充分反映了蒙古族人民是不堪忍受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和剥削的，他们不仅具有要求翻身和解放的强烈愿望，还从亲身实践中逐步感受到，压迫和剥削人民的统治阶级，包括本民族的封建王公是不会向人民发善心的。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劳动人民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必须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向统治阶级进行长期的针锋相对的斗争，直至拿起武器。斗争也有力他说明，随着中华民族各民族人民的觉醒，广大蒙古族劳动人民也在逐步觉醒。其斗争活动，与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是紧密相联系的。蒙、汉两民族人民间，不但命运相同，斗争目标相同，休戚与共，而且总是互相支持、互相援助的。

伊克昭盟的“独贵龙”运动，因发生时间较早，属于旧式农牧民起义范畴，其革命活动，基本上都是自发的。既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也没有形成统一的革命力量，因而它的失败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