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帝师制度

自八思巴于 1270 年受封帝师起，直至元朝灭亡，元代历朝皇帝都封有帝

师。在藏汉文史藉中提及的帝师有 10 余人，其中除个别人的身份尚未查明外，其余的帝师多出自萨迦款氏家族，或与款氏家族有密切关系。现将元代帝师列名如下。

1.八思巴罗迫坚赞（1235—1280），1260—1270 年任国师，1270—1276 年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

③ 《西藏中世纪史》，第 22 页。

④ 《元史》卷二○二，第 4518 页。

⑤ 据（元）王磐：《八思巴行状》：“庚午，师年三十一岁，时至元七年升号帝师、大宝法王，更赐玉印，统领诸国释教。”见《大正大藏经》卷四九，第 707 页。

⑥ 《萨迦世系史》，第 148 页。

⑦ 同上书，第 156、157 页，《元史·释老传》作至元十六年，八思巴卒，误。

2.仁钦坚赞（旧译亦邻真，1238—1279），八思巴异母弟，1276—1279 年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

3.达玛巴拉（旧译答儿麻八刺刺吉塔，1268—1287），八思巴弟恰那多吉之子，1281—1286 年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

4.意希仁钦（旧译亦摄思连真，1249—1295），八思巴弟子，1286—1291 年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

扎巴俄色（旧译乞刺斯八斡节儿，1246—1303），八思巴侍从，1291

—1303 年任元世祖忽必烈、元成宗完泽笃的帝师。

仁钦坚赞（旧译辇真监藏，1257—1305），第四任帝师意希仁钦之弟，

1303—1305 年任元成宗完泽笃的帝师。

桑结贝①（1267—1314），第五任帝师扎巴俄色之侄，曾任萨迦寺住持，

1305—1314 年任元成宗完泽笃、元武宗曲律、元仁宗普颜笃的帝师。

贡噶罗追坚赞贝桑布（旧译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1299—1327），

八思巴侄孙，1315—1327 年任元仁宗普颜笃、元英宗格坚、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帝师。
旺出儿监藏，《元史·释老传》记他于 1323—1325

年任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帝师，藏文史籍未见记载，可能是第八任帝师贡噶罗追坚赞贝桑布不在大都时的代理人，事迹待考。
贡噶雷必迥乃坚赞贝桑布（旧译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1308

—1341），八思巴侄孙，1328—1329 年任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帝师。11.仁钦扎西（旧译辇真吃刺失思），1329 年起任帝师，《元史·释老

传》所列帝师至此为止。藏文史籍未见记载，可能是临时摄理，到 1332 年卸任。

贡噶坚赞贝桑布（旧译公哥儿监藏班藏卜，1310—1358），八思巴侄孙，1333—1358 年任元顺帝妥欢帖睦尔的帝师。
喇钦索南罗追（1332—1362），八思巴侄曾孙，汉文史籍未见记载，

《萨迦世系史》记他曾任帝师，似应为 1358—1362 年任元顺帝妥欢帖睦尔的帝师。

喃加巴藏卜，1362 年以后任帝师，入明后受封为炽盛佛宝国师，只见于汉文史籍。

元代的帝师地位崇高，百官上朝，排班列队，而帝师得在皇帝座位的边隅，设有专座，②朝廷对帝师的敬礼和尊信，无所不用其极，“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③。至于皇帝给帝师的赏赐，数量一向很大。据《元史·英宗本纪一》记载：“至治元年（公元 1321 年）十二月甲子⋯⋯命帝师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诣西番受具足戒，赐金千三百五十两、银四千五十两、币帛万匹、钞五十万贯。”朝廷为帝师的其它花费，如受戒奉献、佛事开支等，数额既大，名目也很繁多。

帝师的职责有三，一是作为元朝皇帝之师，要向皇帝授戒传法。除皇帝外，后、妃、皇子等也有不少人从帝师受戒；帝师还要遵皇帝之命作佛事，

① 《元史》旧译有误。《成宗本纪》作相家班；《释老传》作都家班，又误将此人的别译名相儿加思作为都加班之子。应作桑结贝。

② 《元史》卷二○二，第 4521 页。

③ 同上。

为皇帝延寿，为国泰民安祈祷；二是帝师要统领全国佛教事务，管理全国僧尼。全国管理佛教事务的行政机关为宣政院，例由帝师掌管。又元朝对全国藏族地区的事务，也归帝师管辖；三是帝师要宣传佛法，弘扬佛教。可见，帝师地位的崇高，但仍是元朝中央政权中的一名高级官员，所不同于一般官员者，在于他掌管的是宗教事务，而且是皇帝在佛教方面的导师。

除帝师外，藏传佛教的其它僧人也有不少受到元朝皇室的尊崇。他们或被皇子、宗王奉为上师，或在朝廷为官，或接受各种封赠，“（帝师）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①。其中有一个任江南释教总统的八思巴弟子杨琏真加，在杭州发掘南宋陵墓百余处，积聚大量财富。后获罪被籍没，据记载“计金一千七百两、银六千八百两、玉带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杂宝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两、钞一十一万六千二百锭、田二万三千亩；私庇平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三千户。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论也”②。

元成宗完泽笃时，宣政院曾经草拟过“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的圣旨，由于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极力反对，才使这道圣旨未能发出。③但在藏文史籍《红史》中，却明白地载有这一规定。④‘可见当时朝廷纵容藏传佛教僧人，以及人民对藏僧厌恶和反对的激烈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