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前王朝期古国与文明初曙

私有财产的积累与贵族权力的提高，刺激着氏族部落间的战争频繁，龙山文化时期诸遗址，男子随葬品中的箭镞陡增，且箭镞无论骨制与石制，都磨得极为锋利，说明战争是男子最重要的职责。战胜与征服者的部落，迫使战败各部落或氏族加入自己的部落而降为奴隶，原来以血缘纽带结合的部落瓦解而转向地缘重新组合。其它一些部落，降为其附属。于是出现了以强大有力的部落酋长为代表的权力中心，大酋长成为号令众多部落成为共主，事实上已是君王权力的雏型。对于这种由原始社会崩溃向阶级社会的过渡形态，通常称之为军事民主制，今姑且称之为前王朝期古国。考古文化表明， 在距今 5000—4000 年这千年中，前王朝期古国和文明初曙，包括礼制的萌芽，城堡的出现和文字的起源等重要内容，在燕山南北、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大体同步出现，然后汇聚于中原，奠定了中华民族最早一批王朝夏、商、周在中原发展和华夏民族在中原形成的历史根基。

（一）燕山以北红山文化后期的坛、庙、家组合与古城堡

自 1979 年提出考古文化区系类型的问题，考古学界首先注意到中原文化与燕山以北文化两大区系间通过太行山东西南侧的相互交往和影响，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从华山沿汾河和桑干河北上，燕山以北的红山文化顺大凌河、西辽河向南延伸到石家庄附近、它们在桑干河与汾河发源的张家口地区交汇在一起②。两个文化系统的交汇与撞击，反映着创造这两种文化的部落与部落集团的交往与冲突。这种交汇与撞击，已迸发出文明的火花。辽宁考古工作者继 1979 年在辽西山区喀左县东山嘴发现一座大型红山文化后期大型祭坛之后，1983—1985 年又在距祭坛 50 公里的建平、凌源间牛河梁发现了红山文化后期的女神庙、积石家和小型城堡。经碳—14 测定和树轮校正，这些遗址距今 5000 余年。

东山嘴石砌祭坛，各个部位都以南北分布，南圆北方，两翼对称，讲究主次，附近有陶塑神像群，龙形和鸟形玉饰以及一批奇特而非实用的彩陶与黑陶。牛河梁遗址主体范围有 50 平方公里上下，以女神庙为中心，周围山上有积石冢环绕。

女神庙本身面积不过 200 平方米，而且有近 1 米的地下部分，尚未脱离半地穴式居住址的原型。但已分主室、左右侧室、前后室和南室组成的多室神殿址，主次分明，前后对应，讲究对称，已具备后世宗庙建筑的雏型。其地理位置，北通老哈河谷，东连大凌河川，东北以努鲁儿虎山谷与敖汉孟克河相接，西、南沿大凌河两源分别通往承德市和喀左县，正好处在红山文化分布四通八达的中心地带。因此，它不仅是牛河梁庙与家建筑群的核心，大概还是整个红山文化创造者各部落的祭祀中心。

牛河梁已揭露的积石冢共编号 5 个大冢，东西一线铺开，其东西各二冢之间有特大冢，呈圆坛式，用三层石砌圆圈，自外向内，层层叠垒，或称之

① 参见汪遵国：《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发掘纪要》，《东南文化》1988 年第 2 期；《展现我国最早的人殉人祭现象一为阐明我国奴隶制文明的发展提供确凿论据》，《文汇报》1987 年第 12 月 14 日第 1 版。

② 参见苏秉琦：《文化与文明》，《辽海文物学刊》1990 年第 1 期。

为坛。同时每个冢前（南）都有铺石面和红烧土面，与家上建筑南北对应， 留下了冢前祭坛活动的重要证据。

据残存的陶塑神像分析，东山嘴有两件无头孕妇裸体像，牛河梁所发现的一尊完整的女性头像，其大小与真人相似，是典型的蒙古人种，与现代华北人的脸型相似，其双目是用晶莹碧绿的圆玉珠镶嵌而成，显得炯炯有神， 加上其它残存的塑像残块，比如那些因年龄差异而发育不同的乳房，那样圆润的肩膀，那些肉质感极强的修长手指等等，都证明牛河梁女神庙是有许多女神像的大殿堂①。或以为此即母权社会的遗存，实为商周高禖祭天求嗣大典之嚆始。《礼记·月令·仲春之月》谓：“是月也，玄鸟至。至三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这一记载说的是商代崇信“玄鸟生商”而设每年仲春燕子飞来时后妃陪同天子到郊外举行祭天求嗣的大典， 并且与后妃同寝。周继承了这一大典。商祭简狄、周祭姜嫄，祭祀对象都是始祖母。玄鸟被认定是上帝的使者，送嗣的媒神，故与祭为天子及后妃九嫔， 祭祀的对象也都是女神，祭祀的目的是为求嗣生育蕃殖后代。牛河梁女神庙证明这种祭典起源于红山文化后期。同时，东山嘴祭坛南圆北方，也符合中国古代君主祭天南为圜丘，北为方泽的仪制；东山嘴、牛河梁的坛、庙、冢在 50 公里范围内“三合一”的整体布局，也与后世各王朝的天地坛、大庙、陵寝“三合一”整体布局相似。红山文化晚期，这么规模宏大，经过整体规划的祭祀中心，表现出对天和祖宗隆重的祭祀与崇拜，中华民族在整个古代的宗教观念核心都与此一脉相承。积石冢葬在山顶或小山包上，中心是大墓， 周围是很多小墓，墓中有的很少甚至没有随葬品，有的则有大型精美的玉器随葬，除日常用玉器之外，有的大墓，如牛河梁第二地点冢 I 第四号墓，墓主男性，一对猪头龙饰挂在胸前。此外，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大型玉龙，高 26 厘米，在东山嘴还出土了一件双龙首玉璜。这些都不是一般饰物，而是含有特殊地位和宗教与权力的重器。在其它一些陶器上，也发现有龙题材的纹饰，而以玉雕猪头龙最具代表性，年代越晚，头部渐小，吻部渐长，身渐细，由头尾相连到缺口渐宽，近似蛇卷曲形状②。这种龙与在中原所发现的如蛇似鳄的龙虽为两种类型，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坛、庙、冢遗址，已发现小件铜器与冶铜的遗址。古城堡的出现目前所知多属夏家店下层文化，其中在敖汉旗大甸子发现的土筑城址，城内面积达 6 万平方米，这些古城距今都有 4500 年左右③。

（二）黄河上游大地湾遗址“殿堂式”建筑群体

黄河上游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地处陇山以西渭河发源之区。这里不仅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大地湾文化，而且仰韶文化早、中，晚各期遗存也很丰富，还发现了少量马家窑文化遗存，是黄河上游地区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

① 参见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7 年 11 月期； 辽宁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辽宁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孙守道、郭大顺：

《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 现与研究》，两文均载《文物》1986 年第 8 期；又参见《光明日报》，

1986 年 7 月 25 日头版报导。

② 参见上已征引的关于东山嘴、牛河梁遗址诸考古报告；另参见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尤的 起源》，《文物》1984 年第 6 期。

③ 参见《考古》1989 年第 12 期第 112 页徐光冀在中华文明起源座谈会上的发言。

大地湾遗址，坐落半山腰上，随地形变化而分若干小区，每个小区都有建筑技术甚高的大型房屋，其中最突出的 901 号房，是一座结构严谨而复杂

的建筑群体，包括前面的广场总面积达 920 平方米。建筑分主室、左右侧室、后室、前门附属建筑四部分。主室居中，大门向南，全室呈长方形，面积达130 平方米，八柱九间，大门开在正中间第五间，东西边各有门通向侧室， 北边是后室。整个大厅地面外观极像现代水泥地面，平整光洁，用铁器叩击， 发出与叩击现代混凝土地面相同的清脆声。厅中两根对称的顶梁支柱，直径57 厘米，周长 1.79 米。经测定，此建筑距今为 5000 年前后，属仰韶文化后期。这是目前所知同时期最大的建筑群体，显然不是一般的居住址，表明了大地湾应是当地的中心聚落，而 901 号建筑群体，是这个中心聚落进行公共活动的场所。它所具有的奇数开间，正面设门，建筑成长方形，以长的一面为正面；左右对称，前后呼应，木架承重，墙壁仅起间隔作用，是后世延续几千年中国土木结构建筑的传统特点。它不仅充分表现了 5000 年前已有建筑艺术与建筑水平相当惊人，也是后来几千年中国式殿堂建筑的一个雏型①。

（三）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等级礼制的萌芽

以太湖平原为中心，苏南、浙北及上海地区，已发现属良渚文化墓葬近百座，其中小墓居多，而少数大墓的规制、特点与随葬品等，表明了当时已有等级礼制的萌芽。

在江苏省吴县张陵山、草鞋山，武进县寺墩，上海市青浦县福泉山，浙江省余姚县反山、瑶山等处所发现的大墓，都建在人工堆筑的土墩上。这些土墩，一般要高出地面数米，面积达数千平方米，被称为“土筑金字塔”。土墩不是随意堆起来的，如反山大墓，堆土约 2 万立方米，上有封上层，其下各堆上层，分别由带粘性的深灰土、黑色粘土和深灰黄土、青灰色粉土、深灰褐土以较平整的层次逐层堆筑增高。这种分层以不同颜色土逐层往上筑，反映事前有过有意识的设计，施工有统一指挥，这是当时某种特殊宗教信仰的体现。瑶山土墩顶部设有祭坛，坛的面积约 400 平方米，四周有砾石

坎墙。中心部分是 7×6 米的近方形红土台，红土台外有灰土填的沟围绕。在

坛上有两列共 12 座墓，南列多以琼、钺等玉器随葬，北列则多为璜和纺轮， 所葬似有性别的不同。

大墓墓坑一般为 5—9 平方米，有木质葬具，有的发现了朱绘木棺或木掉的痕迹。各墓都有以琮、壁、钺、璜、冠状饰等礼玉及各式玉佩为主和少量陶器、石器、象牙器等丰富的随葬品。如寺墩 3 号墓，墓主为青年男子，随

葬品达 100 余件，仅有陶器 4 件，石器 9 件，而琮 33 件，壁 24 件，钺 3 件，

玉制重器总共达 60 件。这类礼玉重器，不仅是财富的标志，还是当时宗教意识的象征，反映出大墓的主人，生前不仅是最富有和拥有很大权力的贵族或酋长，还是身兼通天地的大巫。《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述：古“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而钺在夏、商、周都是王权的象征。可见夏、商、周礼制文化中这些玉制礼器，在良诸文化中已经发端。

良渚文化的札玉以琮、璧、钺为代表，与红山文化以猪龙为代表不同。

① 参见《光明日报》1986 年 8 月 6 日头版，《人民日报》1986 年 8 月 7 日头版的报导；甘肃文物工作队：

《甘肃秦安大地湾 901 号房北发掘简报》，《文物》1986 年第 2 期；郎树德：《大地湾考古与中国文明起源的线索》，《西北史地》1988 年第 3 期。

良渚、红山两种文化，都以用玉为突出特征，两种文化都有鸟、蝉、龟等类玉佩，然而红山文化无论礼玉或日常玉佩，虽然造型生动，玉器上却多为素面晶亮而无刻纹；良渚文化王器则一般都刻有兽面或神人兽面合壁的花纹， 精致对称，庄严沉重，神秘肃穆。其中有些花纹后来移植到商、周青铜礼器上。再从良清文化的大墓与小墓比，不仅随葬物相差悬殊，而且墓的大小也不可同日而语，大墓按当时的宗教意识精心设计与施工，小墓则极为草率。尤其是福泉山七座大墓中的三座有人殉；前已述及，新沂花厅大墓则不仅有人殉，甚至可能还有人祭。这些大墓均属良渚文化后期，与中原龙山文化中后期并行发展，已可见当时的礼制萌芽，是建立在部落中有明显等级区分和奴隶制已有初步发展的社会基础之上的。

（四）黄河中游与下游的礼制萌芽与小型城堡的形成

以河南省为中心，包括晋南、冀南和关中的中原龙山文化，一般仍称之为陕西龙山文化（客省庄 2 期）、河南龙山文化。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共性， 可统一称之为中原龙山文化，它们的地方差异，又表明有晋南豫西、关中、豫北冀南、豫东皖西北及南阳等几个中心，或可称之为地方类型。

中原龙山文化的礼制萌芽，目前所知以陶寺类型较为典型①。这种文化主要分布在霍太山（太岳）以南临汾盆地，已发现遗址近 80 处，而以汾河、浍

河、滏河交汇地带分布最密，有的遗址群面积达 100 万平方米以上，其中最能反映当时等级分化与礼制萌芽的是襄汾陶寺的一批墓葬②。

陶寺遗址墓地面积在3 万平方米以上，已发掘揭露面仅5000 平方米，1000多座墓，估计整个墓地墓葬总数要超过已发掘的 5—6 倍或更多。墓葬大致大中小三种类型。在年代大致相当公元前 2500—前 2400 年的陶寺早期，虽然几百座墓依旧在形式上仍保存氏族墓地的传统排列，但大型墓约占总数 1

％；中型墓约 80 座，约占总数 10％；此外，约占总数 87％以上的为小型墓。这三种类型又可依据墓的大小及随葬品情况分为七八个层次。可见在公元前2500—前 2400 年时，当地的社会已明显出现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到公元

前 2000 年左右，则墓葬分为几座、几十座一组，似乎是家族墓地，连氏族部落的外壳都已抛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陶寺早期的五座大型甲种墓的分布与排列可以看出，那时执掌大权的部落贵族可能相继出现于同一氏族乃至是同一家族，从而提供了当时部落首领已经从某一贵姓中世选或某一家族中世袭的证据③。

大型墓甲种，墓室约 8 平方米以上，使用朱绘木棺，棺内铺垫朱砂。随

葬物多达 100 余件乃至 200 件以上，墓主均男性。其中 3015 号墓，出土器物，

有木器 23 件，石器 130 件，骨器 11 件，陶器 14 件，此外还有 30 件随葬品被扰乱在灰坑内。

200 多件随葬品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蟠龙纹陶盘、鼍鼓、陶异形器（土鼓？）、特磐及玉钺、彩绘木案、俎、盘、豆等。中间七八层次的墓制与随

① 考古学界目前使用名称不很统一，有的称之为陶寺文化，或晋南龙山文化，山西龙山文化，不过目前渐趋统一使 用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

②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文化局：《1978—1980 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

《考古》1983 年第 1 期。

③ 参见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 年第 6 期；高炜：《陶寺考古发现对探讨中· 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意义》，收入《中国原始文化论集》。

葬等级有序，由大到小渐次降低，而小型墓，墓坑不足 1 平方米，除骨骸外，

仅 1—2 件骨笄、石器，或全无随葬物品。陶寺龙纹，明显有鳞片，扁方头， 豆状圆目，张口露牙，舌端吐圭，呈树权状，全形象蛇似鳄，与红山文化龙纹通身光亮，猪头蛇身不同。两种文化中有共同因素——龙，也有明显差异。龙在古代崇信的“四灵”中居首，其起源也是多元的：陶寺龙纹为蟠龙，红山龙纹为猪龙。

蟠龙纹陶盘和鼍鼓、特磬、玉钺等仅出土于陶寺大型甲种墓。龙纹在整个古代的特殊地位，在商、周青铜器纹饰中已有表现；鼍鼓和特磬，曾在安阳西北岗 1217 号王陵中发现过①，《诗·大雅·灵台》说周文王受命于天修灵台“于论鼓锺，于乐辟雍，鼍鼓逢逢，朦瞍奏公”，其它考古发现与传世铜器也一再证明，鼍鼓和特磬是王室或诸侯专享的重器②；玉钺在夏、商、周为王权与兵权的象征，屡见于《诗》、《书》记载。这些重器在陶寺大型甲种墓中出现，既证明了夏、商、周礼乐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也证明了陶寺大型甲种墓主人，生前是高踞于部落一切成员之上并掌握着祭祀与征伐大权的酋长或显贵。大墓两侧分布着使用彩绘木棺与华丽装饰品的女性中型墓， 大概是酋长与贵族占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妻妾的反映。其它如案、俎、盘、豆等彩绘木器或成套彩绘陶器、玉器等，一般也只见于大型墓和中型甲种墓。这些同样是等级身分的体现，也是攫取大量财富的证明。

小型城堡则比较集中于今黄河下游，古河、济之间，今河南东北部山东西北部地区。

城子崖古城，在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龙山文化即因最先发现于此而得名。过去对城子崖遗址是古城址还是大型聚落遗址，尚无定论。

1989—1990 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新进行勘探与试掘，平面近方形，东、南、西三面的城垣比较规整，北面城垣弯曲并向外凸，城内东西宽430 余米，南北最长处 530 米，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城墙大部分有莹槽、夯筑③，以后岳石文化、周代均在此筑城，可见自龙山时期形成的城址，直到周代都稳定地是当地的政治、宗教中心。

淮阴平粮台古城，在河南省淮阴县南 4 公里，呈方形，边长 185 米，总面积约 3.4 万平方米，属龙山文化晚期，据碳—14 测定、树轮校正，约当公元前 2355 年，距今 4300 多年，是一座早于夏代的古城。

登封王城岗古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县告城镇西约 1 公里的台地上，地处

嵩山南，为东西并列而相连的两座城，每城面积不足 1 万平方米，属龙山文化晚期，据碳—14 测定、树轮校正，距今约 4400 年，也早于夏代。

边线王古城，在山东省寿光县边线王村，略呈圆角梯形，城内面积 4 万平方米，夯土城墙基槽内发现有儿童、猪、狗等骨架，是为奠基牺牲。属山东龙山文化古城，虽地处在济水之南，也与河济之间相距不远④。

《荀子·富国篇》说：“古有万国”，《战国策·赵策三》也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人虽众，无过三千人。”这

①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 6 本，《1217 号大墓》，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8 年版， 第 23—27 页，插图 81，图版 13—22、31。

② 参见前已征引《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

③ 参见《中国文物报》1990 年 7 月 26 日（总 193 期）第 1 版报导。

④ 平粮台、王城岗、边线王三古城均参见孙淼：《夏商史稿》，第 42—48 页。

是对原始社会崩溃时期，氏族部落与王朝前古国林立的描述，而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虽不具有“市”的性质，却是酋长祭祀天地与祖神的宗教中心与战争不息的防御工程。《墨子·明鬼篇》说：“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曰必择国之正坛，置以宗庙。”龙山文化时期古城已有了这种性质，至少也是其雏形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