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族意识的进化与五方格局的形成

春秋初叶和中叶，民族矛盾激化，诸夏民族意识得到强烈发展。族称由诸夏演化为诸华，或者合称华夏②。华、夏二字音近，可以通假。华本义为花，引申为文彩、文明；夏为地名，国名、族名，引申而具有大的含义③。夏而称

① 参见郑樵：《通志·姓氏略序》。

② 夏又称华，最早见于《左传》。或以为《尚书·武成》已有“华夏蛮貊”，当见于西周。但今传《尚书·武成》为伪古文中的篇章，《汉书·律历志》中引的《武成》却与《逸周书·世俘》中的文字相同，可知先秦《武成》保存在《周逸书》中，该篇内容与今传《尚书·武成》毫无共同之处。

③ 《左传·定公十年》孔颖达《疏》：“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认为华是因华山得名，夏是因夏水得名，“后世忘其语原，望文生训，以为华美，以为文明”。童书业：《蛮夏考》认为“华夏恐一声之转”。谢维扬：《论华夏族体的形成》说“古音‘华’、‘夏’ 皆属厘纽鱼韵，乃双声叠韵，可以互假”。后来称华夏，“则是以双音节同代替单音节同，并未增加什么新含义”。均可各备一说。

华，即自居衣冠礼乐文明，歧视夷狄为“野蛮”人，甚至诬为“禽兽”，具有大小尊卑的民族优越感和大民族意识。这是当时诸夏民族意识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有其进化演变的程序。

前 611 年（齐桓公二十五年）“狄人伐邢”，管仲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④。齐桓公四十一年，“楚人伐徐，徐即事诸夏故也”⑤。徐在当时仍为东夷大国，因为他接近诸夏，楚就攻伐他，而齐桓公与诸夏“盟于牡丘，寻葵丘之盟，且救徐也”。须句是风姓东夷小国，但“服事诸夏”，邾国灭须句，前 639 年（鲁僖公二十一年），须句国君逃至鲁国，因为他是鲁僖公母亲成风的娘家人，成风对鲁僖公说：“蛮夷猾夏，周祸也”，要求收容来奔的须句国君，助其复国，存其宗庙。不仅诸夏“亲昵”，与诸夏利益休戚与共的夷狄，也被诸夏特殊对待。在春秋中期，齐桓公所倡导的这种“攘夷”事业，《诗经·鲁颂·閟宫》说是：“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歌颂鲁僖公追随齐桓公北伐狄南服楚、舒，认为“诸夏亲昵”，则“天下无敢御也”①。前 635 年（晋文公三年）因为王平戎使周襄王复位，周襄王赏给他周畿内阳樊这个地方，晋文公欲以武力取之，“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②。晋文公只好出其民而取其地。

过了百年之后，孔子对于夏夷关系，主要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③。他的后学孟子进一步提出以“用夏变夷”而反对“变于夷”④。孔孟儒家的民族观有歧视夷狄的一面，又认为夷狄只要接受华夏的文化礼俗，即可视为兄弟。孔子本人虽感叹“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⑤，同时还“欲居九夷”⑥，他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⑦，即对夷狄要用文德使之归服，归服了，就要使他们安定，乐于归顺。他收徒“有教无类”，他的高足子夏说：“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⑧孔孟儒家的民族观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在当时也颇有代表性。在秦、楚、吴、越等当时仍为夷蛮戎狄的国家，则积极吸收诸夏的文化，尽可能使自己与中原诸夏发展水平接近。前 560 年（楚共王三十一）楚共王死后议定谥号，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⑨，不仅是对楚共王的评价，实际上楚国“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的一贯政策与实践，对促进当时的民族融合起了很大的作用。

春秋时区分华夷，族类与文化并重，尤其强调文化。族类区分的基本要素是祖源、语言、习俗和礼仪，经济方面的差异也被重视。前 559 年（晋悼公十四年）姜戎氏国君在晋国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蛰币不通，

④ 《左传》闵公元年。

⑤ 《左传》僖公十五年。

① 《诗经·閟宫》郑玄《笺》。

②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③ 《左传》定公十年。

④ 《孟子·滕文公》上。

⑤ 《论语·八佾》。

⑥ 《论语·子罕》。

⑦ 《论语·季氏》。

⑧ 《论语·颜渊》。

⑨ 《左传》襄公十三年。

言语不达。”⑩晋国魏绛在晋悼公四年举“和戎五利”说：“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11），把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土地可以用货物换取当作和戎的重要的有利条件。这些以经济、文化、习俗、语言等要素作民族间区别的言论，与当今区别民族诸要素相当接近。同时华夷杂居，习俗礼仪互相影响，又可依据这种相互采用对方习俗、礼俗而倒换华夷的位置。孔子作

《春秋》“用夏变（于）夷者夷之，夷而进至中国则中国之”（12）。春秋中晚叶民族观的演进，是当时民族融合的历史大趋势已明朗化的反映。

前已叙述，西周时夷蛮用作泛称，四夷没有固定的方位配置。《诗·小雅·何草不黄》被认为是“下国刺幽王”的诗，其中有“四夷交侵，中国背叛”的诗句，四夷指四方之夷以与中国对举。大概在西周末春秋初已有了“四夷”的概念①。前已引述，子夏说只要“恭行仁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已有了“四海”的概念。按照《尔雅·释地》的解释：“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是包括华夏及其它各民族在内的。

战国时期，华夷统一的学说形成，《禹贡》已打破当时的诸侯国界划分“天下”为“九州”，又根据各州民族远近与民族特点划分为“五服”，从而创立了根据各地土壤高下与物产不同来确定赋税等级，根据民族特点来确定管辖政策，使“声教讫于四海”这样一种华夷统一的地理学说与政治理想。

《周礼·夏官·职方氏》说：“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职方氏》根据战国七雄形势，划分天下为九州。《礼记·王制》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通过翻译“达其志，通其欲”，而天子对各民族“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于是中国与夷、蛮、戎、狄配以东、南、西、北，“五方之民”共为“天下”，同居“四海”的统一格局形成了。②华夏是这五方配合的核心，四夷各方包括哪些民族，随时代不同也有所不同。然而战国时已形成的五方配合的统一观念，对四夷“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具体政策与实践的发展，在先秦也已有了一些尝试，为秦汉以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为中华民族整体联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⑩ 《左传》襄公十四年。

① 《尚书·毕命》有“四夷左衽，罔不咸赖”；《大禹谟》有“无怠无荒，四夷来王”；《旅獒》有：“惟克商，遂道通于九夷、八蛮”及“明王慎德，四夷咸宾”等记录，均出伪古文，成书时代概为魏晋。

② 《礼记》最后成书于西汉，反映了先秦的制度与理论。《管子·小匡》谓齐桓公时“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诸侯，莫不宾服”。此书也是战国人假托为管仲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