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代国家制度的因革与发展

夏启打破共主由各部落首领推举的制度，建立夏朝，标志着国家的诞生。这一根本性变革，并非一帆风顺。

儒、墨两家所描述的尧、舜、禹禅让，反映了从黄帝建立号令黄河中下游各部落与部落集团的大联盟，到公元前 2500—前 2100 年间，所实行的王朝前古国军事民族制度，更加向国家的形成跨出了一大步。当时各部落的世袭大酋长在大联盟中享有很大的议事权与决定权，而在战争中或重大公共事务（如治水）中涌现的英雄，由于建立殊勋而扩大了自己的权力，积累了财富，往往被推举为共主（“天子”）。这就是被儒、墨两家理想化了的禅让制度。《荀子·正论篇》说世俗所谓的“擅[掸]让”，“是虚言也，是浅者

② 周人征伐戎狄记载，均引自《古本竹书纪年》，见《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 33—37 页。

③ 《史记》卷三，第 107 页《集解》：“徐广曰：‘一作鬼侯，邺县有九侯城’”，《正义》引《括地志》云：“相州滏阳县西南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盖殷时九侯城也。”

④ 武王伐纣灭商的年代，说法有 18 种之多，目前以公元前 1057 年一说为史学界所重视。

之传，陋者之说也”。《韩非子·说疑》也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武放桀，武王伐纣。此四人者，人臣弑君也，而天下誉之。”荀、韩这种说法，与古本《竹书纪年》所叙吻合。《纪年》叙述：“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又叙：“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子相见也。”①可见在禹以前，尧、舜虽维持着原始公社制度民主推选的形式，而斗争是十分剧烈的。

禹因治水有大功，又战胜了来自南方的三苗，于是“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②，名为受舜禅让，实际上不仅逼舜，而且为避舜子商均，回到祖居崇山地区阳城三年才确立自己的共主地位。

夏启建国，更经过剧烈的斗争。

当禹治水和为共主时，东夷少昊集团仍在大部落联盟中拥有巨大的影响。相传禹治水及对三苗的战争，不仅得到了来自炎黄集团的四岳、伯夷、后稷等的支持，来自少昊集团的皋陶、益等也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皋陶和益都曾成为鲧、禹的有力竞争对手。

禹成为诸侯共主（“天子”）之后，先举皋陶，“且授政焉”，皋陶死后，又举益，“任之政”，禹死后，“以天下授益”③，称为后益。但禹在位时，大力培植其子启的党羽，禹虽表面上遵循传统禅让于益，实际上已造成了启杀益取而代之建立夏朝的基础④。

夏朝建立以后，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部落贵族的斗争仍没有结束。夏后启的晚年，沉湎于歌舞，其子太康继位后，更加无道，传至仲康失国。于是来自东夷有穷部落的首领羿“因夏民以代夏政”，称为后羿。弄恃其善射， “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终于被亲信——来自东夷寒部落的首领浞所杀。寒浞代益，杀夏后相。如此反复经过 40 年左右，才由仲康之孙，得到有虞、有仍等部的支持，收复夏后旧时民众和联合各诸侯、部落首领攻杀寒浞，“复禹之绩”，恢复夏后的诸侯共主地位⑤，史称“少康中兴”。

除了和东方各部落的斗争，启杀益自立，也受到了同姓有扈氏的反对。于是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尚书·甘誓》即这一战争中夏后启的誓师辞⑥。结果有扈氏灭亡。《淮南子·齐俗训》评论说：“昔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是说有扈氏首领为维护传统而亡，虽号为“知义”，却违背了历史潮流，实不“知宜”。

国家的诞生以代替部落联盟，是历史的必然，但夏朝建立以代替王朝前古国的部落联盟军事民主制度，还是经过了长期的反复斗争。以后，商灭夏，周灭商，虽为易姓换代，也是国家政权的嬗递，无不经历过激烈的战争和反复。

在三代兴替中，国家制度也越来越摆脱以前遗留的部落联盟的若干特

① 《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 63、65 页。

② 《左传》哀公七年。

③ 《史记·夏本纪》卷二，第 83 页。

④ 参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战国策燕第一》、《史记·燕召公世家》关于“禹名传位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的记述，《古本竹书纪年》：“益为启所诛”的记述。

⑤ 《左传》哀公七年。

⑥ 顾颌刚、刘起釪：《〈尚书·甘誓〉校释译论》，《中国史研究》1979 年第 1 期。该文论证《甘誓》是经过商、周润色的夏文献。有扈氏地理，以往各家考定不同，顾、刘两先生断定在今陕西户县境，与甘地相距不远。

点，逐步发展定型。

当夏商时，黄河与长江中下游还存在许多部落与方国，传说夏禹时万国，至商汤时有三千，周武伐纣八百诸侯会于盟津，当时有千数百国。这些数字显然夸大了，但三代有许多诸侯与部落则无可怀疑。仅见于赵诚编著的《甲骨文简明字典》的商后期方国就有 118 个，见于《左传》记载的也有二百余诸侯及附庸国。实际上，当时存在的诸侯、部落当然多于记载的数字。《尔雅·释估》：“林、悉、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这些是起源于不同部落母权制与父权制时代酋长的称号，三代国君越来越比驭固足以王为专称，但也称后、称帝或称后帝。王与诸侯间礼制等级的约束越来越严格，但诸侯称王、称后也见于文献记载和甲骨金文的卜辞与铭文①。夏朝国君多称后，或称帝。其国家机构，据《甘誓》所载有六卿。夏后启誓辞说： “有扈氏咸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罚！”他命令“六事之人”遵命各尽其职，并宣告：“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弩戮汝！”可见有了官僚机构，军队和刑罚，尽管六卿可能是由王室贵族或诸侯担任的，军队也可能是由各诸侯率领的军队，刑罚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夏后启可以行使其国君的权威，以天帝化身和国君的身份统帅六卿，亲自执行“天罚”。夏朝设官多少，已难说清，《礼记·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实际情况未必如此整齐，却表明了国家机构越来越严密，设官越来越复杂定型。

打破部落界限按地缘组成社会的过程，在王朝前古国时期已经开始。“颛顼以来，以地为号”②，反映了这种变革。相传“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划定“九州”③。这个传说也反映了大禹在治水过程中，可能已有了某种地域的划分和依据各地出产向共主纳贡的制度。可惜夏代文献不足征，很难具体说清这种制度的具体情形。

商朝的地理已划分为王畿和四土。畿是商王直接管辖之区，甲骨文称为中商、大邑商或天邑商；四土，即商朝的诸侯，是商人向四方移民和扩张的区域。四土以外是多方，是其它各族分布的地区，他们对商王朝叛服不常，其中有些已被商王朝征服成为商朝诸侯；有些则与商朝发生多种交往联系，也受到商文化影响，然而经常与商朝处于和平交往与战争掠夺交替的状态。商朝的设官分为王廷官员，周文献中称之为“内服”官，各机构有具体

官名，甲骨文统称之为“多君”、“多子”，由王室贵胄和有影响的诸侯组成④。“外服”官即四土诸侯，甲骨文统称之为“多方”，为后世地方官的雏形。商朝崇信上帝、鬼神，国政由商王、多君、多子及沟通上帝、鬼神的大巫与卜官议定。军队有王师和诸侯之师。诸侯来源大致是由王室裂土分封子弟及功臣，有些则是归顺或被征服而臣属的旧国与它族的首领，由商王赐爵成为商朝诸侯。国王称王，诸侯也有称王的记录，最常见的爵号为侯，伯则是诸侯之强宗方伯的称号，公为尊称，子、男也可称侯。商王对诸侯称“令”、“命”、“召”、“呼”，顺则封赏，叛则征伐，可任其为内服官员，可征其军队，取其土田、奴隶；诸侯对商王的义务：军事上为王戍边、从征，经

① 参见唐嘉弘：《试论夏商周三代帝王的称号及其国家政体》，收入所著《先秦史新探》。

② 《尚书·尧典》孔疏。

③ 《尚书·禹贡》。

④ 李学勤：《释多君多子》，收入胡厚宣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

济上向王贡纳，其中包括奴隶、女子和战时军需⑤。在文化方面，商的甲骨文也通行于诸侯。其中也包括一些原处于敌对状态的诸侯，如周原出土的甲骨文证明周不仅使用商的甲骨文字，还很可能要祭祀已故的商王。①

周人最高的主宰神圣为天，周王宣告自己是“天之元子”，天命其元子统治中国的土地和人民，认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②。王廷设官：西周初期由周、召二公分领两寮各机构，中后期设官越来越多，

《周礼》六官，虽是战国时完成的著作，但金文资料证明，确保存了西周，特别是西周中晚期官制的珍贵资料，可以说是以西周中后期官制为蓝本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战国著作③。

周在王畿和四土都实行宗法制等级分封。周天子为天下之大宗，诸侯之天王。王畿内由天子直接统治，将土地分封给官员、子弟为采邑；四土诸侯基本的爵号为侯，而公、侯、伯、子、男等爵号也都已见于记录。诸侯地位有等级差别，但不会像儒家经典所说五等爵那么整齐。

王位继承是王朝国家制度的一个至关重要方面。夏以父死子继为主，间以兄终弟及；商早中期以兄终弟及为主，至晚叶，自庚丁以下，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已稳定地实行嫡子继承；周无论天子、诸侯、卿大夫都以嫡长子继承为常制。诸侯受封由天子赐土授民，封疆及都城大小、军队数量、宗庙、仪仗、设官、衣冠以至葬式，都有等级礼制约束。卿大夫实行世卿世禄，官位世袭。对庶人和奴隶，则有残酷的刑法。相传三苗不遵中原的宗教，已“制以五虐之刑曰法”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⑤，其内容记载不详，刑网越来越密，以保障奴隶主贵族对庶人与奴隶的残酷剥削与统治则是肯定的。对奴隶主统治阶级相互关系的“礼”与对庶人、奴隶的“刑”，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充分体现了奴隶制国家的本质。

夏、商、周三代国家制度的发展与定型，说明由部落联盟向国家的过渡已基本完成，同时，部落联盟向民族过渡的过程也已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