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教的记录

公开课和报告会上，教师们的反映，吸引了天津《历史教学》杂志社编者对我的关注。从 50 年代末起，我开始学写关于教材教法的文章。最初几篇习作，都是在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当时《历史教学》编辑李光霁的鼓励和指点下发表的。

各篇文章几乎都是我各个时期教学思想的反映，教学工作的记录。例如，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史学界开展史和论的讨论之后，我发表了《上好一节历史课的点滴体会》，用具体例证表明了“寓论于史”、“论从史出”的观点，强调中学历史教学必须言之有史，反对了当时脱离史实、空发议论的偏向。又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史教学各种教研活动在 10 年动乱后再度运转，我写了《以教材为依据，备好历史课》，强调教学要纳入正规，讲课要以教科书为依据，教师要认真备课，提出了如何备课的要求和做法。1978 年夏恢复了高考，我在参加高考命题的同时，针对当时师生中不重视基础知识和能力培养，严重存在着以猜题押题取胜的侥幸心理，以及很多新教师不熟悉怎样进行高考辅导的实际情况，先后发表了《掌握基本的历史知识，懂得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搞好高考总复习的辅导》等文，提出了必须狠抓基础知识和基本线索的看法和做法。帝王将相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历史研究中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建国初期，在文艺界“不能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的呼声下，在史学界“打倒王朝体系”论调的影响下，中学历史教材里，甚至连一些著名皇帝的名字都不敢出现了。若干年后，舆论界、文艺界又出现了一个大的逆转，舞台上左一个皇帝，右一个贵妃，史学界，对帝王将相的评论一味肯定。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写了《怎样讲好帝王将相》一文，表明了要正视历史的真实，承认帝王将相的客观存在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要历史地唯物辩证地评价各个帝王将相在历史上的作用，具体勾画出帝王将相的不同脸谱；要透过帝王将相的言行政策来体现出时代的面貌，社会的兴衰等等观点。爱国主义教育是历史教学的永恒主题， 我根据平时教学实践中的体会，明确提出了“寓爱国主义教育于历史知识的传授之中”的口号，从历史教学知识性与思想性相一致的这个特点出发，提出要挖掘教育内容内在教育因素，而不是外加一项教育内容的主张，反对“穿靴戴帽”式，标语口号式，强调了要突出一个“寓”字的教育教学思想，并撰写成文，公开发表。北京师范学院每届历史系毕业生，都要到 28 中实习； 北京市、西城区的青年教师常常展开评选“新秀”等活动，请我去参加评议。我从实习生以及青年教师的备课和讲课中，注意到了新走上讲台教师易犯的通病，又分别发表了《教态、语言、板书》以及导人新课、课堂小结、课堂讨论、教材的使用⋯⋯一系列问题的文章，指出弊病，介绍做法。

在发表过的文章中，如《上好一节历史课的点滴体会》、《以教材为依据，备好历史课》、《寓爱国主义教育于历史知识的传授之中》、《更新观念，探索新教法》等篇，曾被几家杂志刊登、转登过，有些地区还印发给各校历史教师，有的地区组织教师集中讨论，得到了广大教师的认可和推广， 我感到无比欣慰。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鼓励着我继续不断的为中学历史教学作出努力。

1985 年，《怎样教好历史课》一书，在北京西城区教研中心范瑞祥同志的热情关怀和大力帮助下问世，这是我几十年教学生涯的主要成果之一，不仅收入了部分论文和经验总结，还收入了部分讲课实录。

我也曾参加过编写历史教材、历史教学参考书，也曾和其他同志合作， 出版过各种为教师备课、为学生学习用的历史知识读物，如《华夏春秋》、

《在今天的日历上》、《历史知识问答》、《中国历史学习手册》、《世界历史学习手册》等等。

公开发表的文章和《怎样教好历史课》一书成了我广交朋友的媒体，我

收到了很多亲切致意、互相切磋的来函，认识了很多未曾见过面的朋友。他们大多是青年教师，来函中，投身于历史教学事业的决心，以及那种孜孜以求的精神使我感动。我仿佛看到了一批批青年教师正在沿着历史教学的大道阔步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