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

历史课是社会科学的基础课，是思想性、政治性很强的课。通过历史课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最有效的途径和方法之一，也可以说历史课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历史课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强历史课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1991 年，为贯彻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加强中国近代、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指示，国家教育委员会制订了《总体纲要》，要求历史课“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主线，引导学生逐步树立劳动观点、群众观点、阶级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为培养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奠定基础，使他们成为 21 世纪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正如国家教委的通知中所指出的：“这是关系我国世世代代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是学校教育面临的一项十分重要的紧迫任务。”

思想政治教育根据国家教委的要求和历史教学大纲的规定，应当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方向教育，让学生热爱具有悠久历史与光辉灿烂文化的伟大祖国。一百多年来由于中国政权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我国落后了。中国人民具有反对侵略、支持正义、不畏强暴、维护自由的革命传统，许多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抵御外侮、寻求真理、捍卫

中华，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立起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要坚定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二是思想观点教育。要教育学生初步树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树立科学的、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观点，要能初步站稳脚跟，当各种错误的思想观点思潮袭来的时候，能够初步分辨、抵御和批判。三是道德品质教育。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先进人物、志士仁人、英雄豪杰，是我们民族的楷模。他们的嘉言懿行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是我们进行道德品质修养教育的好教材。我们要从历史中学习怎样做人，做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人。

怎样进行思想政治品德教育呢？

以知识为基础，寓教于史。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脱离基础知识，不能脱离史实来进行，脱离了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变成空洞的说教，因而也就苍白无力了。历史课不同于政治课和语文课，它必须通过丰富具体的史实进行教育，这是它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唯其如此，它才最生动感人，最有说服力。所以，我们用不着采取“穿鞋”、“戴帽”、贴标签的方法，只需要深入地钻研教材、挖掘教材的思想性就可以了。比如讲埃及奴隶制国家的形成，王权神圣，人们必须服从法老的统治。有经验的老师讲这个问题时，用了这样几句话“上埃及与下埃及两个国王都是奴隶主头子，都残酷地剥削压迫奴隶和农民。上埃及国王头上戴着白帽子，上面蹲着一头鹰；下埃及国王头上戴着红帽子，上面盘着一条蛇。”通过这样的知识，典型的材料，把奴隶主头子的凶暴本质，形象鲜明地表现出来，很有感染力。

再比如讲中国原始社会的解体，夏王朝的建立，课本说“禹死后，他的儿子启，杀死伯益，继承禹的位置，开始了‘家天下’。从此，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我国从原始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北京 165 中学已故特级历史教师时宗本，讲完了这段史实后就提问学生，夏启破坏禅让制，建立起“家天下”，是历史的进步呢？还是倒退呢？是有功呢？还是有过呢？一下子引起学生的兴趣，议论纷纷，教师通过引导使学生认识到：从个人的角度看问题，夏启杀死伯益、打败有扈氏，实行世袭制，好像是个人专制，是历史的倒退。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夏启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奴隶制对原始社会来说，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尽管这种进步是建立在残酷的阶级压迫与剥削的基础之上的。这就对学生进行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教育。

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不少教师喜欢用比较、对比的方法，古今对比、中外比较。例如讲“郑和下西洋”就与“哥伦布的远航”对比，从船队规模、时间先后等方面进行比较，说明郑和比哥伦布远航时间早、规模大，表明直到明代前期我国的科学技术仍然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以此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样做不是不可以，但有简单化的毛病。哥伦布的远航正处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到东方寻金成为远航的直接动机。新航路开辟后，西方殖民者大批东来，使东方逐步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改变了东西方历史的发展道路。而郑和的远航虽然时间早、规模大，但从背景和影响来看，却远不如西方新航路的开辟。当然，这些问题需待学习世界史后才能联系。我在这里只想说明，采用简单类比的方法容易出毛病，教师要慎

重从事，留有余地，不可绝对化、简单化。

联系实际。实际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现实生活，二是学生的思想认识。历史与现实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延续，

是正在谱写着的历史。讲授历史只有联系现实生活，才能把历史讲话，才能使人感到有用，才能发挥它的资治育人的功能，否则，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它就成了陈年老帐、故纸堆，就失去了它的生命力。李大钊说“历史是死的，但解喻是活的，与时俱化的。”这就是我们学习历史的根本目的，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为今天的现实生活服务。例如，讲明末李自成起义，讲他进北京推翻明朝，以及他的领导集团迅速腐化而失败的历史教训，就可以联系1944 年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郭老当时写此文是针对国民党的，用明朝的腐败走向灭亡，影射国民党的黑暗腐朽统治也将走向垮台。所以，此文刚一发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立即组织御用文人写文章反驳。延安《解放日报》转载了郭沫若的文章，毛泽东慧眼识珠，立即将此文作为整风学习文件转发全党学习。他是想借鉴李自成骄傲失败的历史教训，告诫全党力戒骄傲。所以，直到 1949 年 3 月，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进北京的前夕，还念念不忘地说：“我们要进京赶考，我们要考试合格，不学李自成。”

1994 年是李自成进北京失败 350 周年，也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

表 50 周年，中国史学会、炎黄文化研究会等学术团体，不久前开学术座谈会纪念此事，是为了借鉴历史联系现实，防止骄傲、反对腐败，把我国的干部队伍建设好，使政权巩固。这件事非常典型地说明历史是死的，但解喻是活的，与时俱化的。我们应从中受到启发、讲授历史应密切联系社会现实生活。但这种联系必须经过缜密思考，精心设计，不能漫无目的，信手拈来，更不能生拉硬扯，牵强附会。还必须坚持以课本、教材、知识为基础，适当联系现实问题。比如讲鸦片战争就可以联系《南京条约》割让香港，100 多年来我们受列强欺凌宰割，贫困落后。建国 40 多年来，我们祖国蒸蒸日上，日渐

强盛，将于 1997 年收回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我们要把祖国建设好，没有强大的祖国作后盾，一切都无从谈起。落后是要挨打的。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联系学生的思想认识问题，这样才能有的放矢，收到实效。改革开放以来，学生的思想很活跃，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有认识问题，也有思想问题。比如，对香港的发展问题，认为英国 100 多年的殖民统治反倒使香港发展起来。有的甚至提出抗美援朝还不如志愿军不过鸭绿江，不过江也许发展得更快。总之有一种崇尚西方的思想，认为西方民主、自由，经济文化发展等等。还有一类追求个人的自我发展，搞自我设计，实现自身的价值。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认为雷锋、焦裕禄、王进喜是傻子，认为大学生张华因救一个农民而牺牲是不值得的。更有甚者就是赤裸裸的拜金主义，有人落水呼救，先得讲好价钱才能救人⋯⋯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有一定的时代背景，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在商品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出现的，解决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作为一个历史教师，我认为不能视而不见，畏难而返，要面对现实，知难而上，帮助青年解决这些思想认识问题，负起历史教师的历史责任。

我们可以结合历史教材，通过史实说明西方民主的发展进程和局限性，可以结合史实分析香港、台湾发展的条件和特殊性，通过史实向学生说明个人发展与集体、国家发展的关系，个人作用与群众创造历史的关系⋯⋯等等。

这种说明一定要实事求是，要一分为二，要使人信服，不可假大空。当然，我们不可以“包打天下”，要与政治、语文、社会等学科结合起来一起进行。也不可就事论事，学生有一个什么具体问题，就解决什么具体问题。而是要抓根本，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认识历史问题和社会现实问题。

言传身教。历史教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主要是通过课堂教学来实现的，教师的言传身教就起着关键的决定性的作用。一是言行一致，教师讲的也应当是自己做到的或努力追求的。二是为人师表，起示范作用。教师在学生心目中是学习的楷模。没有这两条思想政治教育就很难有实效。像特级历史教师时宗本、陈毓秀，他们不但有渊博的知识，而且有高尚的师德，是公认的德高望重的老教师。他们讲的《文艺复兴》《土尔扈特的回归》等课给人以美的感受，发人深思，催人奋进。我个人也有这样的体会，我饱含激情地讲授“三·一八”、“一二·九”等运动和红军长征，往往使学生动情甚至泪下。有些历史教师听我讲授这些课题后，往往请我到他们所在的学校，为全体学生讲课，也收到好的效果。但我们有些教师，平时松松垮垮，放荡不羁，上课时讲授井冈山红军战士的艰苦生活，联系现在学生的怕艰苦、图享乐，教师讲得不严肃，学生听了一笑了之，根本起不到思想教育的作用。同样的内容，同样的道理，不同的教师讲授，效果大不一样。我们育人要先律己，要在各方面成为学生的表率。可以说在学生面前无小事，不能不拘小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