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培养学生的能力

新编《九年制义务教育历史教学大纲》规定：“初中历史教学，要求教会学生初步掌握记忆、分析、综合、比较、概括等方法；培养学生学习和表述历史的能力；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这里既包括一般的能力要求，如记忆力、观察力、想象力和思维力，分析综合、比较概括等方法，也包括学习历史的特殊能力。历史学科有它自己的特点，它学习的内容是过去了的事物，不能再现，不能直接观察，只能凭借前人留下的文字、文物、资料、遗址等进行间接观察。历史活动是通过具体的时间、空间、人物和事件表现出来的具体的事物，学习观察历史就必须把它放到特定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历史的发展是前后相继不能割断的，学习观察历史就必须把具体的历史问题，放入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找到它所处的位置和历史坐标，理清发展的脉络和前因后果，也就是纵的考察。历史包罗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与阶级斗争，等等，学习观察历史，就不能简单化，要考虑它的复杂性，分析诸多因素之间的互相依存和互相制约，了解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历史虽然是客观的存在，但是学习观察者却是一个个主体，不同时代、不同阶级、具有不同立场、观点、方法的人，观察认识历史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唯心主义者胡适，把历史比喻为可以由人任意打扮的女孩子，历史完全成了主观随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人类认识史，吸收合理的成果，创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革命。只有运用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正确的观察分析社会历史问题，才能“见微知著”、“一叶知秋”。否则，只能“坐井观天”、“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正反两面都有。

我们要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坚持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教育，培养他们初步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的能力。

根据历史学科的特点和教学大纲的要求，我认为对初中学生要培养以下一些能力。

学习表述能力。这里包括一般的学习表述能力，如阅读、听课、笔记、口头和文字回答问题等能力，也包括特殊的学习表述历史的能力。学习表述历史就要求：①掌握历史年代，懂得公历纪年，会列年表、大事记；②初步了解历史地理知识，会看历史地图、能填充历史地图，记忆基本的历史地名；

③能讲历史小故事，复述讲课的内容，讲一个事件或人物；④说明解释一些历史名词、概念或问答题。

理解运用能力。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如何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如何深入理解历史现象概念和问题，就必须具有历史思维能力，初步掌握分析、综合、比较、概括等方法，初步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这些基本观点包括：①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前进的，是有着客观的发展规律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不是外在的精神力量，而是社会内部的物质力量决定的。是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斗争的结果。

③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但是这并不排除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④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我们观察分析阶级社会历史的根本的观点和方法。⑤全面地、联系地、辩证地观察分析历史，不能片面的、孤立的、绝对的看问题。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运用知识的能力可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不

断提高。最简单的运用知识就是课堂回答问题。较高层次的运用知识是把所学的历史知识同语文、政治、地理、社会等学科联系起来，同有关的小说、戏剧、电影等文艺作品联系起来，说明该作品或问题的时代背景、因果联系以及对社会的影响等。如果能运用所学的历史知识和理论，联系实际说明一两个社会现实问题，那就很有成绩了。例如“四五”运动、苏联解体、海湾战争等。

研究创造能力。初中阶段是基础教育，不是培养历史专门人才，提出培养研究创造能力似乎不太合适。但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出现了许多新事物，也需要培养具有很强的研究创造能力的适应新形势发展的人。研究创造能力也不是高不可攀，在学习理解和掌握运用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就含有研究创造能力的因素，它们之间没有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事实上在中学生中出现过一些有研究创造能力的人。如北京二中王晓同学，以地名为经、以历史事件为纬，编写了一部 24 万字的《中国历史地理小辞典》。刘慧军同学利用

课余时间大量阅读史料，写了一部 30 多万字的历史小说《光武帝》。还有不少中学生写出了有一定水平的历史小论文，被一些期刊采用。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教师的教学指导思想。在教学中要贯彻与渗透科学的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给学生留有创造思维广阔驰骋的天地。学习、运用、研究、创造是相通的，是一个逐步提高与深化的过程。

最后，谈谈如何培养学生的能力。

以知识为基础，有目的有计划的进行。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基础知识，一个闭目塞听没有文化知识修养的人是很难有较高的能力的。但知识又不等

于能力，特别是死读硬记杂乱无章的知识充塞头脑反倒使人愚笨。只有学得生动活泼、理解深刻，而又注意在实践中应用的知识，才可能转化为能力。所以，培养能力不是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就进行了，必须有目的有计划的培养，要心中有数。前边提出的那些能力，应当在哪个年级进行，通过什么基础知识、手段和途径，都需要教师有明确安排。上海有些中学分年级列出了培养能力的目标和要求是可取的。我还主张，根据历史学科的特点和对能力的要求，列出一些专题，除了平时教学结合教材进行培养以外，还可以集中进行讲授和训练，类似于语文课本对语法、文体的知识处理那样。

以思维能力为核心，教师要起示范作用。观察社会历史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历史思维能力。恩格斯说“没有理论思维就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没有正确的观点统率，知识就是一堆无用的东西。”所以，关键是要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教师在讲课中就要以身作则，处处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历史问题，为学生作示范。日积月累，积以时日，就一定能收到效果。如前文提到的时宗本的讲授夏王朝的建立，以及他讲的《文艺复兴》等课，都是很好的范例。
在实践中锻炼提高。能力是靠训练培养的，是靠实践锻炼提高的，也是通过实践活动表现出来的。离开了学生主体的实践活动，能力就无从谈起。教师水平再高，讲得再好，也不能代替学生的认识、观察、实践活动。学生在学校的实践活动就是学习和运用知识，通过阅读、听课、思考，小组议论或课堂讨论，口头或书面回答问题，以及写历史小论文或读史一得等活动锻炼提高自己的学习观察能力。最好能走出小课堂，把课内课外结合起来，在教师的指导下，参观历史博物馆、历史文化遗址，访问历史事件的参加者，进行社会调查等等，这是养历史观察分析能力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四、修养与提高

我是 1952 年师大附中高中毕业后从事历史教学工作的。当时国家因教育事业的发展急需教师，我们没有经过任何培训就仓促上马了。尽管我的学习不错，又于 1950、1951 年教过儿童夜校，但因没有学过历史专业知识，一切得从头学起，所以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教育事业大发展，领导上重视培养青年教师成为骨干力量，我于 1956 年就被任命为历史教研组长，担任高

中三年级的历史课，我当时 22 岁，比高三学生大不了四、五岁，又是初教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尽管我很努力，又去听教同一内容的谢承仁老师的课，但还是有许多问题讲不清楚。我记得讲完“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分化，下课后学生拿着课本问我：“‘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呢？”我没有读过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也确实不懂什么是形式主义向“左”右的分化，半天无法回答。这件事给我一个教训，教历史不但要钻研史实，提高业务水平，还要学习钻研政治理论，提高思想水平。从此，我就开始了系统的政治理论和业务进修。我参加了北师大历史系函授学习，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并重点学习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篇目，政治理论和业务水平才大有长进。

经过几十年的教学实践、进修与提高，我现在虽然积累了一些知识与经

验，但仍然感到历史课难教。这是因为历史课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无所不包。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虽不能样样专精，但必须有所涉猎，成为邓拓、吴晗倡导的“杂家”。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要把课本中提到的问题都搞清楚十分困难。比如关于祖冲之推算圆周率、僧一行测定子午线等等，都需要请教专门家才得以弄明白。在这方面我曾向时宗本老师学习。他是北京历史教学界公认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的人。他念过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知识基础深厚，并且辛勤耕耘，好学不止。为了弄清宗教问题，他访问求教过牧师、阿訇和居士，为了讲清《文艺复兴》中提到的那些人物和作品，他看了原作和许多人物传记。所以讲起课来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就中学教学的需要来看，我认为有关历史纪年、历史地理、民族、考古、宗教与目录学方面的知识应准备的更多一点。

历史课与社会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求教师必须具有较高的政治修养。学习历史是为了“资治育人”，“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教师不是政治家，很难从政治现实的角度评价历史，总结经验。但我们是教育者，我们的教学又离不开政治。国内国际每天都在发生着一些重大事件，今天是政治现实问题，明天就会成为历史问题，就会成为我们教学的内容，像“四五”运动、苏联解休、东欧骤变，像日本政界某些人物时而为侵华战争辩解，像美国时而拿人权问题指责我们，等等。这些我们都回避不了，在教学中应有鲜明的立场和政治态度。列宁说决定教学的政治方向的是教师。教材编写得再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但教师不按教材讲授，另讲一套，或用错误的观点讲授，教材的优点就得不到贯彻。记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过一次理论务虚会，有些人的发言制造了思想混乱，从否定“文革”到否定毛泽东，从否定毛泽东到否定毛泽东思想，以至否定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这股思潮很快传到学校，影响着教学的进行。我对此提出个人的不同看法。不久，邓小平同志鲜明地提出要“四个坚持”，才使局面好转，混乱的思想得到澄清。

历史课是思想性很强的一门课，需要有正确的理论观点的指导，要求教师必须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历史课本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编写的，教师缺乏理论修养就很难驾驭教材，往往出现观点的错误。记得 50 年代中期，北京一中的一位老教师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就提出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观点，没有对国共两党的抗日进行阶级分析。这是可以谅解的，因为刚解放不久，老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学习还不够深入，难免还出现一些唯心主义观点。但到 80 年代中期，我听一位青年教师讲抗日战争，他介绍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将士的抗日活动，这是可取的，但对国民党的抗战和它的片面抗战路线不作阶级分析，则是个缺陷。这是带有倾向性的问题。由于忽视思想政治教育，不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统率教材，教学中出现了就事论事，为教学而教学的倾向。

历史是社会现象，复杂纷纭。学习研究历史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和观点的指导，就不易看清历史现象的本质和发展趋势。中国古代史专家金景芳教授说：“没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我掌握的那些文献材料或者不能解释，或者只是一些没有联系的死东西，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于是我边治史边读马列书，越读治史越有体会。”戴逸教授说：“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只能搜集、排比历史资料，描述历史过程的个别片段，而不能认识历史的规律和本

质，有的甚至会误入歧途，得出谬误的结论。”治史如此，教学也是如此。我自己也有一些体会，如果说我的教学有一点特点，有一点成绩的话，那也是得益于政治理论的学习与修养。我的业务基础并不好，1956 年教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成为我教学生涯的转折点。我热爱中共党史和毛主席著作，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学习钻研能够找到的一切材料，有时兴奋得难以自控，好像每个细胞、每根神经都抖动起来。从这里开始逐步扩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史学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下过苦功啃过几本马列的书，像《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等。虽不能都懂，但受益不浅。我的教学以生动活泼，感情充沛与理论分析见长。我比较重视历史事件的时代背景、内在联系与影响作用的分析。讲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我把它们放在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总的分析。说明不同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对挽救民族危亡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和主张。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在历史舞台上表演过了，都失败了。领导革命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这是客观的历史的必然，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历史教师除了具备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修养外，还须具备教育理论的修养。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上有关教育教学的理论不断被介绍到国内来，像美国认知心理学家布鲁纳的结构教学理论和发现法，苏联教育心理学家赞可夫的发展理论和“高难度”、“高速度”的教学原则等。我国的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法的改革也呈现出异常活跃的景象，例如有关学生智力和能力的培养就发表了不少论著。此外，像学科教育学和教学法的研究，也有不少论著发表。教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它自己的原理原则和规律性，历史教师只有掌握了这些理论和原则，才能在教学改革中增强自觉性，减少盲目性，收到好的教学效果。

作为一名历史教师，我感到教学能力的锻炼提高十分重要。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位教师业务知识与理论修养功底深厚，但教学能力差，课堂教学效果不佳。另一位教师虽然业务知识与理论修养功底较差，但教学能力强，课堂教学效果反倒很不错。可见教学能力的重要性。教学能力包括钻研组织教材的能力、讲授教材语言表达能力、板书绘图写字运用教具的能力，以及组织教学课堂应变的能力等等。这些能力的提高主要靠教学实践的锻炼和经验的积累。但对青年教师来说，能够集中一段时间系统地听一两位有经验的教师的课，则是提高的捷径，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在北京一中时，系统地听过谢承仁老师的课，后来因工作需要又较系统地听过宋毓真和时宗本老师的课，受益匪浅。

教学语言表达能力对教师最重要，无论如何也要下功夫练好。谢承仁、宋毓真老师的语言简练、严谨、准确，逻辑性强。如果实录下来，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没有一个多余的字。时宗本老师的语言生动、幽默、含蓄，常常能够引发出活跃的课堂气氛。例如讲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讲到劳动价值论时，时老师提问学生“空气和水对我们重要不重要？”学生答“重要”。老师接着问“空气重要多少钱一斤？”同学们都笑了。这说明空气虽然重要，但是没有人的劳动就没有价值，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本来是比较难讲的概念，三言两语，言简意赅，印象非常深刻。还有一次讲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朝见乾隆要求扩大通商，乾隆不允，回书说“中华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

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时老师解释说：“你英国的呢绒哗叽再好，也比不上我们的绫罗绸缎；你的四轮马车也不如我们的八抬大轿坐着舒服。” 一句话说得学生兴趣盎然。提高教学语言表达能力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提高理论业务水平，只有对问题理解得深刻，才能表达得正确、准确。但也确有一个技能技巧问题。有些人是“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不出。这就要靠有目的的练习，多听、多看、多讲。时宗本老师阅读广泛，特别爱读历史小说和文艺作品，像莎士比亚的戏剧、雨果的历史小说和大小仲马的名著。我也有这样的体会。我喜欢读中国的古典名著，特别是《红楼梦》读过好几遍。也喜欢读语言大师老舍先生的作品和曹禺的戏剧。我认为这对于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是很有帮助的。

钻研组织教材的能力是个无止境的需要长期努力的目标，是个精益求精的过程。教材课本的内容不断更新，教学时数的安排也不断变化，同样的内容给小学、初中、高中、成人讲授就有不同的讲法⋯⋯这一切都要求教师有钻研组织教材的能力。不管你让我给谁讲课，不管你给我安排讲授多少课时，我都能按计划有目的地完成任务，这就是教学组织教材能力的体现。要作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前些年，教材内容多，课时紧，不少教师反映完成进度有困难。宋毓真老师却能堂堂完成教学任务，而且保证高质量。原因就在于她备课认真，一丝不苟，严密组织，突出重点，精心设计，事先预讲，不断修订，精益求精。她讲的《战后初期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就是很好的范例。这一章教材内容庞杂、头绪繁多，牵涉到很多国际会议和条约，只讲两个课时。宋老师把课本的五个子目改为三个，以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为重点，围绕重点组织材料。在说明巴黎和会被英、法、美三巨头操纵时，她说：“英国谁来了？首相劳合·乔治。这个圆滑而又狡黠的政治家，完全代表英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最仇视已经发生十月革命的俄国。法国谁来了？总理克里孟梭。他已 70 多岁，说话声音沙哑，外号叫老虎总理，是个典型的复仇主义者。他的野心是在欧洲称霸。美国谁来了？总统威尔逊。此人原是大学教授，后来当了校长，又当上了总统。他口头上标榜和平，率领着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出席会议。”短短几句话就把“三巨头”的特征，阶级属性，所抱目的刻划得淋漓尽致。而说到德国代表与会，宋老师说：“开幕式那天，战胜国代表坐好了以后，才把德国代表从旁边一个小门引进来，列一列席，就算他开完会了。等着战胜国如何处理，他签字就完了。”把巴黎和会帝国主义战胜国宰割掠夺战败国的实质形象地揭示出来。宋老师的课既生动形象，又系统全面，重点突出。她在精心设计教学方案后，还要试讲一下看看时间是否合适，以便再修改。这种组织教材锤炼艺术精品的精神，使得宋老师的课堂教学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历史教师有选择地进行一些研究与写作，对提高自身修养和教学质量是必要的有益的。中学历史教师队伍中人才济济。早在 50 年代末期，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与《世界历史小丛书》时，就从中学文史教师中动员数十人参加编写。这一工作不仅在广大群众和青少年中普及了历史科学知识，而且培养锻炼了一批人才。此后，有的教师参加了北京市历史教材的编写工作，有的被选入高等院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我就是从1959 年起参加北京市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工作的。我的体会是搞了一点历史教学问题的研究与写作，就好像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上了一层新的台阶，眼界开阔了，对问题的理解深刻了。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态度与学习、教学是相

通的。只要突破一点，取得经验，就会对平时的教学有很大的帮助。

历史教师最重要的修养是思想品德修养，是对教育事业、历史教学和学生的热爱，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几十年来有成就的老教师无一不是把全部心血奉献给教书育人的普教事业的。像特级历史教师时宗本，自幼饱经忧患，经历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人民大众的苦难。1945 年报考燕京大学历史系，翁独健教授问他为什么要学历史，他说“为了将来搞宣传搞教育，激发起中国人民的爱国心和自信心，摆脱贫苦落后的状态。”1949 年大学毕业后，虽然有高校和研究机构让他去工作，但他毅然选择了到普通中学教历史课。几十年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对从事中学历史教学感到欣慰，直到晚年仍满怀激情地说“如果让我重新选择职业，我还会选择中学历史教学工作的。”年逾古稀的宋毓真老师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1945 年以来一直从事中学历史教学，1974 年退休。1978 年被学校请回担任培养青年教师的工作。她主动承担了高中一年级“慢班”的历史课。这个班全是后进的男生，被称为“秃子班”，不爱学习，破罐破摔。宋老师非常同情热爱他们，认为他们是遭到摧残的发育不良的幼苗，以慈母的爱心，高尚的道德风范和“滴水穿石”的精神，温暖、感化、陶冶、教育他们，终于使这个班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我也是因为热爱教育工作，1952 年高中毕业后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留校工作的。刚工作那几年，学校的纪律不好，学生上课闹。我当班主任的一个班，一位数学老教师上课，因课堂纪律乱，气得老教师给学生磕头。这一下激起了老师们的不满，引起校方重视，要抓几个带头的学生给以处分。我认为学生们就是淘气，没有恶意，还是应从爱护出发给以教育。直到 40 年后的今天，学生们见了我还常常谈起这件事，认为我当时那么年轻，就能冷静地处理这件事是很不容易的。这件事对他们的影响教育是很深的。教师要教书育人，勤其业，乐其道，就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水平和思想品德修养。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特别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商品经济和金钱物欲的诱惑下，道德品质的修养就更为重要。我们要坚持“正其心，修其身”，全身心地投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崇高事业中去，像陶行知先生说的那样“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总之，历史教师应当具备较高的素质，应当从德、才、学、识各方面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作为在职的历史教师要提高自己的修养，可以采取许多途径和方法，就我来说，主要是采取了三种途径。一是在工作实践中学习，结合工作的需要，不断地读书、钻研、思考、总结。这是最主要最经常最实际的途径和方法。二是不脱产的系统进修。我从 1956—1960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函授班学习，系统地进修了大学本科的课程，弥补了学历之不足。这为我日后的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是向社会大课堂学习。我不放过各种机会参加学术活动、参观访问、社会调查，利用这些学习活动提高自己。我是以教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见长的。我阅读过大量的党史资料，系统学习过《毛泽东选集》，遗憾的是没有实地参观访问过革命圣地。延安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渡过 13 年的地方，我向往延安。1970 年到 1973 年，我有机会去延安插队，带领知识青年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这对我来说是一次生动实际的中国革命史教育。

我们参观了延安革命历史博物馆、凤凰山、王家坪、杨家岭和枣园等革命遗址，比较系统地了解了党和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光辉业绩，以前学过的有

关党史的许多内容，在这里得到了印证。我们参观了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等旧址，了解到广大白区革命青年，热情奔赴延安，追求革命真理，献身革命事业的感人事迹。我们参观了文艺座谈会与“七大”开会的会址，毛泽东和白求恩、毛岸英谈话的地方，以及纪念张思德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台，受到深深的教育。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了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张思德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深入安塞山中烧炭，默默无闻，窑塌牺牲，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毛岸英从苏联留学归来，毛泽东让他下农村去念社会大学，情真意切。站在这些地方，追思先烈的事迹，使我们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

我们还访问了大生产运动中的劳动模范杨步浩、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离休干部谢老汉以及在开荒运动中被誉为“气死牛”的老英雄郝树才。当年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人和战士一样都有劳动定额，杨步浩看到毛主席工作繁忙还要完成生产定额于心不忍，就主动提出为毛主席代耕，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从此，他和毛主席一家结下深厚情谊。

1944 年春节，杨步浩和延安 18 乡的乡亲们给毛主席拜年，扭秧歌送金匾，上书《人民救星》四个大字。三年困难时期，杨步浩听说毛主席也不吃肉同人民共患难时，心中非常惦念，又背上小米和红枣来北京看望毛主席。1976 年毛主席逝世，杨步浩再一次来到北京，站在毛主席遗体前，老泪纵横，捶胸顿足。这种领袖同人民心连心的动人情谊，使我永志不忘。经过大生产运动和延安整风，使党和人民更加亲密无间，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

陕北的经济文化是比较落后的，延安的生活也是十分艰苦的。三年的插队生活，使我比较地了解了农村，了解了中国的社会和国情。毛主席最懂得农民，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通过农村实践，对毛泽东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体会。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五、教研与进修

教育之道，教师为本。全面提高教师的素质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教师素质的提高，除了靠他本人努力外，学校和各级教研与进修部门负有重要的责任。我自 1973 年返回北京后，一直担任北京市东城区历史教学的教研与历史教师的进修工作。在长期工作实践中，积累了一些认识和做法，提出来供同行们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