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钻研教学大纲、课本，翻阅有关资料

教学大纲是国家教委颁发的教学指导性文件，是教学的依据，具有法定的指导作用。教学大纲的制订是经过教委领导、专家学者和有丰富经验的教师共同努力的结果，真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作为教师就要逐字逐句，反复揣摩，认真领会。只有这样才能胸有全局，高屋建领。特别是国家教委 1992年修订颁发的历史教学大纲（试用），体现了教育改革的精神和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的要求，对全面完成历史教学的三项任务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是建国以来编写得最好的一本大纲。我们更应当努力学习和钻研，认真贯彻执行。课本是根据教学大纲编写的教材，也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内容。教师讲课

应当以课本为本，不能脱离课本另讲一套。“以本为本”不是“照本宣科”， 不是作课本的奴隶，而是要作课本的主人，驾驭它，发挥教师的创造性。这里关键的问题还是对教学大纲和课本的理解和掌握，只有钻研理解的深刻， 才能正确的有分寸的发挥创造性，作到恰如其份。比如，中国古代史，历史教学大纲要求“要帮助学生树立维护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观念”，着重进行“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传统”的教育。原课本《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这一课中，讲到漠西蒙古土尔扈特部的回归祖国这一部分内容只有六行文字，很不具体。有经验的老师备课时充实了这一部分内容，查阅资料，画了一张“土尔扈特万里重返祖国”大挂图，

上课时，饱含爱国激情有声有色地讲述了土尔扈特部在其领袖渥巴锡带领下，历尽艰辛，长途跋涉重返祖国的历程，使学生受到深刻的教育。这可以说是“以本为本”又发挥教师创造性的成功范例。新课本已吸收了这一部分成果。

备课钻研教材，最好先把课本通读一遍，作到胸有全竹，这样才能把握前后的联系，才便于整体安排，哪里设一个伏笔，哪里和前边照应。否则， 备一节说一节，备一课说一课，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讲不好历史课的。例如西汉时期和匈奴的关系，原课本是分散在前后几个章节里讲述的，教师备课时就要有一个总体把握，找出不同时期的不同政策以及它们的内在联系。西汉初，国势弱，匈奴强，常来犯。汉高祖刘邦冒然出征，结果在白登被围， 被迫“和亲”。汉武帝时，国力强盛，派卫青、霍去病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 匈奴败走。到汉元帝时，国势日衰，匈奴复起，要求“和亲”。昭君出塞， 被呼韩邪单于封为宁胡阏氏，汉与匈奴通好，加强了两大民族的友好相处和文化交流。前后两次“和亲”，有着不同的背景和作用。课本中类似的事例还很多，如果不通读，心中没有全局，是很难处理好的。

除了通读还要精读，在备一章一节一课时，对课本的文字、插图、注释等都要认真仔细研读，不可马虎。我们要用科学的知识和科学的态度培养学生，要对学生负责，不可误人子弟。因此，在科学知识和教学问题上，就来不得半点马虎。例如《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两国以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往东至海为界，可是备课时就找不到格尔必齐河在地图上的位置，上课时只能含混说明是在黑龙江上游，可心里总不踏实。直到后来有机会看到一些老版地图，才终于找到格尔必齐河的确切位置，这才放心。再比如讲“斯巴达克起义”，课本上有一插图，备课时没有仔细看。上课时学生问插图中罗马士兵手中拿着的带鸟头标记的木棒是什么？老师回答不出。后经查问，原来是克拉苏的仪仗标记，说明斯巴达克是向着克拉苏猛烈冲杀的。

备课还要看大量的资料和参考书。看得多是好事，但如果不加选择地搬上课堂，那就成灾难了。记得 1953 年我第一次教中国古代史时，讲到春秋时期的吴国和越国，就把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编》中的许多内容和故事一古脑儿都搬上去了。结果没能完成教学任务，我也出了一身汗。听课的谢承仁老师没有批评我，耐心地告诉我应当怎样组织教材。1954 年北京市委作出了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组织有经验的教师编写教学参考资料，我根据教学参考资料备课，才大体有了准谱。初教课的年轻教师，一般都爱犯贪多的毛病。记得我听一位教师讲元朝的历史课，他把《蒙古秘史》中的不少内容都讲了进去，也是属于这种情况。现在，各出版社出了不少教学参考书和教案选，对老师的备课很有帮助。但是，教师备课不要完全躺在这类参考资料上，要经过自己的努力，费一番功夫，形成自己的特色，才能更快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