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几十年来，我在北京市、全国以及外省市历史教学研究会上做过报告， 交流过经验。这些报告或经验交流，在一定范围产生过影响。

70 年代末，打倒了“四人帮”，结束了停课闹革命的怪现象，各行各业

重新恢复正常运转，学校里也即将开始正式上课。但是，一部中国历史在 10 年动乱里被“四人帮”扭曲得黑白颠倒，面目全非。当时没有教科书，许多报章杂志还没有复刊，可以参考批判的文章也难以找到。历史课怎么上？北京教育学院田珏教授决定举办讲座来应急。谁来主讲？他不在大学或科研单位聘请专家教授，却偏要在中学教师中物色，由中学教师自己给自己开讲座。我接受了讲被“评法批儒”搅得最乱的秦汉这一段历史。我讲的两讲，出现了“爆满”，座无虚席。到第二讲时，偌大的历史博物馆礼堂里不得不加座才勉强容纳下了超过太多的听众。原来，听讲的中学历史教师，不仅有北京的，还有从天津、保定等地远道赶来的，此外，还有一些历史工作者也闻讯前来听讲。在那两讲中，我根据大量原始材料，引经据典，对“四人帮”评法批儒的种种谬论，条分缕析，——驳斥，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 并且提供了一份中学历史课具体授课提纲，解决了课堂上的燃眉之急。讲完之后，许多教师围了上来，又谈又问。著名的古文物鉴定专家、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史树青听完讲座后，激动地赶到礼堂门口等候，一定要跟我握握手， 表示他对一名中学教师的一种真挚的敬慕之情。

通过这一次以及其他多次讲座、报告，使我信心倍增，不能妄自尊大， 也不要妄自菲薄，要为中国历史教学多做一点工作。只要有心，是可以通过努力，做得更好一点的。

为了准备讲座或报告会，我的备课触摸到了较为深层的领域。

其实，我平时备课也总要接触各种看似对当前教学用不着的东西。更深层的东西，更广泛的涉猎，可以加深功底，可以提高素质。一课一课认真备课是重要的，但是素质更重要。素质提高了，可以从博见广识中取其精要，因积累丰厚而运用自如，说理用词，分寸适当。只有做到了“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我们的课才能逐步向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最高境界接近。学问是没有止境的，素质的提高也是没有尽头的。我虽然也常以“在教

中学，在学中教”自勉，却总以未能更上层楼而自惭！

学习和探索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拦路虎。自己无力排除的困难，我就到处求教：向我周围的老师们请教；向人教社的编者们求教；也斗胆向权威、学者请教，邓之诚、翦伯赞、齐思和、邵循正、邱汉生、邵力子等，我都曾登门求教过；并且，我也向我的爱人——致力于教材编写、潜心于历史研究的王剑英编审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