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写你的，我写我的

周恩来在运用“求同存异”的外交艺术时，并不是无原则地只求一团和气而舍弃分歧。他一方面要尽力与对方谋求共同点，另一方面又让对方正视分歧，不使对方发生误解和幻想。1972 年中美在上海发表的《联合公报》， 就是“求同存异”的一个创举。

基辛格 1971 年 10 月第二次访华期间，双方商谈了《联合公报》。美方想搞一个老套格式、粉饰一致的公报，即只强调共同点、不提双方分歧，以显示其中国之行的成果。周恩来则主张不搞官样文章，应如实分别写上双方的分歧和共同点，以反映真实情况。中方提出一个这样的建议草案，使美方大感意外，认为这种公报是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美国国内无法接受的。

对此， 1972 年 2 月周恩来在同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会谈中，作了大量的耐心说服工作。他指出，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20 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失于一旦，如果在此情况下双方签署那种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那是不可取的。掩盖分歧的做法会给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一些幻想，也将会使他们失望，反而不利于两国关系。周恩来建议，《公报》允许双方阐明各自的原则立场。这种实事求是的真诚态度使美方难以拒绝，尼克松也承认，一个星期之内不可能建立一座跨越 16000 英里和 22 年隔阂的桥梁。

2 月 23 日上午，基辛格提出了美国的新方案， 24 日上午乔冠华对美方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作了评论：第一，既然美方承认，台湾海峡两岸的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台湾问题用什么办法解决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得干涉。中方的措词是“希望”争取通过和平谈判解决， 美方的措同是“关心”它的和平解决，这两个同的含义显然不同，中国不能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第二，台湾本来是中国的领土，美军当然应该全部撤走，而美方的措词则是“随着该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削减美国的军事力量和设施”。不讲完全撤出这个目标，中方不能同意，基辛格说如果找不到双方满意的措词怎么办？乔冠华答，那就难说了，不发表公报也行嘛。基辛格显得有些紧张地说，“有此可能”，但又马上改口说，“应作积极努力”。

2 月 25 日下午，基辛格同周恩来单独谈话时提出《公报》中关于台湾那段措词。周恩来劝解说：“反正双方已经接近了嘛，我们已经报告了毛主席， 说己商定要写最后从台湾撤军的问题，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基辛格即说：“我们十分欣赏总理和副外长所表现的慷慨和公正的精神。”

经过双方反复讨论，一个独持的、别具风格的公报终于谈妥。《公报》首先列出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包括对国际问题的各项原则主张。在台湾问题上，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元权干涉，全部美军必须从台湾撤走，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活动。美方则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对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确认从台

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是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这番用同颇费周折的表述方式，肯定了美军全部撤走的最后目标，驳倒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承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造成了有利的条件，为下一步实现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原则基础。但为了照顾美国国内的政治困难，中国也作了一定妥协，没有要求美方立即承诺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没有要求美军立即全部撤出台湾，而是先确定全部撤军的目标，允许美军在一定时期内逐步撤离。

《公报》还列举了双方的共同点，包括：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不应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双方准备在相互关系中实行上述原则等。把上述共同点写入《公报》，既照顾到美国的需要，也对美国具有约束力。

2 月 27 日下午，基辛格和乔冠华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举行记者招待会， 就《中美联合公报》发表讲话，引起了国际上的巨大反响和强烈震动，再一次证实了“求同存异”外交艺术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