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变通建交

1964 年 1 月 27 日，中国同法国经过三个月的谈判，分别在北京和巴黎宣布两国相互承认并决定建立外交关系，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一项具有突破性意义的胜利。中法建交过程，可以说是周恩来灵活变通外交艺术的精湛表演。

新中国成立时，法国曾采取“不承认主义”，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没有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不支持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朝鲜停战后，特别是通过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上的接触，西欧国家开始重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50 年代期间，我国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更引起世界的注目，西德、法国、意大利等国纷纷寻求同我国接触，表示愿意建立和发展贸易关系。显然，对中国采取现实主义态度已日渐成为西方各国的迫切要求和普遍趋势。1959 年戴高乐将军执政后，法国实行独立外交政策，把同中国建交和发展关系视为推行其抗美独立战略的重要一步。1963 年 10 月，戴高乐选派富有外交经验的政治家、前总理富尔作为特使，来我国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其使命便是转达打算同我建交的意图，并就与此相关的重大问题同中国进行商谈。

在周恩来主持下，我方填密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法国是西欧大陆的重要国家，通过建交可以打开一个缺口，进一步扩大我国同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打破美国的封锁，增强我国的国际地位。同时，戴高乐奉行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政策在西方世界具有代表性，支持这一政策有助于打破超级大国对国际事务的垄断。

根据法国在同我建交问题上的意向和态度，周恩来提出：在同富尔谈判中一方面要坚持反对“两个中国”，另一方而在策略上要灵活运用，即在实质问题上坚持原则毫不含糊，程序性问题上可变通处理。

当时，法国同蒋介石集团虽然尚未断交，但长期以来关系一直比较冷淡，法国在台湾的“使馆”，仅维持在代办级。1959 年联合国大会讨论西藏问题提案时，法国投了弃权票，其基本立场与美、英两国截然不同。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法国的态度亦同美英相异，并未公开攻击我国。这次富尔来华，向中国明确表示：14 年来法国一直未承认中国，这是个错误。现在应由法国方面迈出这第一步。戴高乐不支持“两个中国”的活动。根据这些情况，周恩来指示要把法国同美英区别对待，多做富尔的工作。按此方针，我国给予富尔较高的礼遇，毛泽东、刘少奇分别会见了他；另一方面，由周恩来同他

进行了多次实质性会谈。

周恩来历来主张在谈判中要坚持原则，但切不可强加于人。他曾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对原则问题要斩钉截铁，但又要灵活，不要咄咄逼人，要使人感到我们是诚恳的，是可以信任的。”就中法关系而言，他提出我们既要看到法美矛盾十分尖锐而且正在发展的一面，看到法国同我们有一定共同语言的客观情况，也要看到法美在根本制度上的共同点和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意志出发强求对方按照我们的愿望行动，以致造成“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后果。富尔在会谈中强调，两国在互相承认的问题上不应提任何前提条件，实质上是回避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和反对“两个中国”的问题。周恩来在会谈中并未直接予以批驳，而是在具体建交问题的讨论中牢牢坚持我方原则，并通过双方内部协议的变通方式使问题得到了解决。

周恩来在同富尔探讨两国建交方式问题时，首先向他介绍了我国同西欧各国关系的状况，并表示法国可以从同中国完全平等的地位出发，选择其中的任何一种方式：或全建交，如瑞士和北欧诸国那样：或半建交，如英国、荷兰那样；或暂缓建交。同时也指出，采取全建交方式必须以同蒋帮断交

为条件；半建交对双方都将不大愉快；如果暂缓建交，则双方应采取积极创造条件促进早日建交的态度而不是消极等待，他还表示，中方欢迎积极的直接的建交方式，但如果戴高乐将军觉得时机尚未成熟，还有困难，我们愿等待。周恩来这番谈话，不仅表明了中国积极推动建交的诚意和所坚持的原则，而且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平等协商、尊重法方选择的态度。

对于应采取何种具体步骤建交的问题，周恩来也就几种方案与富尔进行了反复讨论。第一，无条件建交方案，即富尔一再强调的在建交问题上“双方均不要提任何前提条件”。

对此，周恩来表示，由于富尔没有回答法国如何处理它同台湾的关系问题，中国政府难于考虑。第二，有条件建交方案，即法国先同台湾断交后再同我国建交。虽然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方案，但要法国驱逐蒋介石代表尚有困难，因此也不便采取。第三，延期建交方案。由于法方急于同我建交，富尔表示不愿走这条路。鉴于以上各种方案均行不通，周恩来又提出了“直接建交的方案”，即在达成内部协议的基础上，允许法国先宣布同中国建交，然后由法方根据由此形成的“国际法客观形势”，“自然”地结束同蒋帮的关系。

可以看到，在对上述各种方案的探讨中，周恩来既不是僵硬地毫无弹性地坚持要法方选择首先同台湾断交的模式，也不是简单地把难题抛给对方单独去寻找答案，而是本着积极的态度，同富尔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可能妥协的余地。这就进一步赢得了富尔的信赖，推动他朝积极创造条件的方面前进，最后终于就第四个方案即“直接建交”的方案达成了一致。

整个谈判过程中，周恩来既勇于坚持原则，又善于妥协让步，不软弱，不拘泥，体现出了一个泱泱大国外交家的风度和高超谈判技艺。

在谈判中，富尔一方面表示：如果法国承认中国，那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国在联合国支持中国的席位将是合乎逻辑的，并声称不学拖泥带水的做法；但同时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个“微妙问题”，法国同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困难”，甚至说什么岛上存在着一个“事实上的政府”，而且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他在二战时期曾同蒋介石站在一起”，“不愿突然切断关

系”等等，以此向我方讨价还价。

对此，周恩来明确指出：“蒋帮之所以能留在台湾，完全是由于美回的保护和对我国内政的干涉的结果。全世界人民部清楚，蒋帮之所以还留在联合国，还作为安理会成员，也是由于美国的操纵。这是现实的，也将是历史的笑话。”他强调，不能把个人关系搀杂到国家关系中来。他还以法国本身作比喻道：皮杜尔是反对戴高乐的，设想如果他在国外势力扶植下成立流亡政府，我们中国是否能因为一度与他有过关系而不承认法国现政府而承认他，或者两个那承认呢？法国是一个有自尊心的民族和奉行独立政策的国家，中国也是这样一个民族和国家，何况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势力侵略 100 多年的国家，现在美国还占领着台湾，欺负和干涉着我们。他严正指出，

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不会改变的。台湾同大陆的关系是中国内政问题，这一点不能动摇。他斩钉截铁地告诉富尔，不解决对台湾的关系问题，便不能建立互换大使的外交关系，只能建立非正式的关系，如设立贸易代表机构等。听了周恩来这番坚定明确而又人情人理的话，富尔最后不得不改口，表示法国愿意寻找前进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周恩来一方面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另一方面在程序性问题上又作出了恰当的变通让步。第一，鉴于富尔一再要求允许法国先同我国建交而后导致自然同台湾当局断交，周恩来考虑到中法两国的一些共同点以及法国在中国问题上的态度不同于美国，以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和戴高乐不支持“两个中国”的承诺为前提，在双方达成内部协议的基础上满足了法国的这一要求。第二，在法国方面确认其不支持“两个中国”的条件下，中国不再坚持法国要以书面形式声明它的这一立场，而是用由我国单方面在照会中声明、法国予以默认的方式加以肯定。第三，在后来双方代表进行具体建交谈判时，我国又同意了法国要求，把确认双方建交的方式由原定的互换照会（法国照会中国，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议中法建交；中国复照法国表示欢迎和同意）改为发表联合公报，这样可以避免给人以法国在建交问题上有求于我的印象，达到了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中法建交后，台湾当局的代表不得不撤离法国，这是中国与西欧关系上的一个重要突破。

法国成为第一个同我国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有力地打击了美国孤立中国的图谋，使它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变得更加困难了。英国不得不考虑在对华关系上必须迈出实质性步子，此后便将代办级升大使级关系。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葡萄牙等西方国家也相继表示愿同中国讨论建交问题。1964 年，意大利、奥地利先后同我国互相建立半官方和民间的商务代表机构。日本主张对华友好、争取恢复中日邦交的力量，也从中得到鼓舞与推动。这一切证明，周恩来的灵活外交艺术使中西方关系取得了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