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时也得作出让步

在统一战线中，除了原则坚定外，还必须有灵活的策略，不讲究斗争策略，会使统一战线破裂。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对国民党的点滴进步和抗战的表现都要大力合作和支持。斗争时，不可无止境地斗下去，要适可而止。周恩来认为，在原则问题上，不能马虎了事，但在非原则问题上，可以马虎

一点，让一让。为了动员群众，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抗战，共产党也要作出一些让步。比如，放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用“民主共和国” 的口号；放弃“反蒋抗日”口号，改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方针；停止土地改革、没收土地，改为减租、减息；停止用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将红军改为“八路军”、“新四军”，把“苏区”改“特区”，等等。

1937 年 2 月至 9 月，国共两党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进行

了 6 次艰苦谈判。周恩来坚持党的原则立场，抑制了蒋介石借谈判压共产党

投降和消灭共产党、红军的企图。最先，蒋介石提出共产党红军只准编 3 个

团，经周恩来的斗争，蒋介石同意编 3 个师。这个问题解决后，蒋介石又节外生枝，提出：改编后的红军，其管理教育属国民党。不设司令部、设政训处，主任周恩来，副主任康泽（国民党要人）；此外，三个师的参谋长和各级副职由国民党派人担任；还提出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出国留洋等无理要求。对此，周恩来十分气愤，据理驳斥，并提出中共不能改动的最后方案： 设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彭德怀为副司令，保持红军的独立性和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各级指挥人员由中共推荐，国民党军委会任命，国民党不得向中共军队派遣任何军政人员。在周恩来的义正词严下，蒋介石只好同意周思来提出的最后方案。总之，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至抗战爆发，国民党基本立场是反共的，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不决裂”的指示，与国民党进行多次谈判， 据理相争；通过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和影响，以及冯玉祥等各方人士的活动，并作出必要的让步，才取得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合法地位。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时，日本放松了对国民党军队的打击。国民党的政策又发生了变化，由积极抗战转为消极抗战，由容共、联共转为限共、反共，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新四军的摩擦日益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9 年 8 月，周恩来在向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进一步开展统一战线的原则和政策。

他认为，原则必须坚定，否则，会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中，最主要的是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同时，还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比如，共产党一定要参加政权，包括地方、中央、敌后、内地、军事、政治等各个方面在内，坚持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扩大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受国民党限制，寻找一切机会发展和壮大人民的力量；对国民党的投降、反共活动，据理进行揭露和斗争，必要时给予打击。

1940 年 12 月 25 日，即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放回南京四周年的日子，蒋介石借机宴请在重庆的周恩来，大谈他与周恩来是患难朋友，提议为“和平与友好”干杯。周恩来立即引起警觉，回来后赶紧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建议密切注视蒋介石的动向。

果然，不出 10 天，蒋介石就制造了举世震惊的“皖南事变”。周恩来进行一系列有效的斗争，揭露蒋介石破坏团结，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面目。他还派王炳南、叶剑英通知参政会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告知由于国民党搞反共活动，共产党不准备参加第二届参政会；派龚涛向在重庆的外国记者通报事变真相；派王安娜告之各国驻华外交官。周恩来亲自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当面送交国民党反共若干材料。

上述活动，收到明显效果，引起了国内外舆论哗然。英国大使表示；“这

是可悲的事。”美国驻华武官包瑞德说：“蒋介石太不像话。”罗斯福私下向蒋介石发出了警告：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援助是为了抗日战争，如果发生“皖南事变”这类可悲的事，这种援助是无益的。国内舆论也纷纷指责国民党， 同情共产党。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自我表演，使全国人民更清楚地看出它的反共本质，使它陷于空前孤立，面对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应，蒋介石感到惊讶和狼狈。于是，在 3 月 6 日，蒋介石被迫向国民参政会保证：“以后绝无剿共的军事行动发生。”3 月 14 日，蒋介石又约见周恩来，探问善后处理意见。周恩来当面谴责国民党背信弃义的反共行为，但为了挽救国共合作，促进时局好转，还是要给蒋介石一个机会，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建议：让他继续留在重庆与国民党打交道。

总之，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始终处在风口浪尖上，临危受命， 同原来的死对头，如今又掌握政权，具有较强实力的庞然大物——蒋介石集团打交道。在交往中，他始终坚持原则，不卑不亢，处理了各种复杂的难题， 使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在周恩来面前常常处于被动地位，不得不谨慎行事， 对他持尊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