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有难，全力相助

周恩来认为，朋友之间，要患难与共，急朋友所急，为其解难。视朋友如自己，给予关心照顾。

1946 年 6 月 26 日，国民党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与此同时，国民党对民主运动实行血腥镇压。7 月 11 日，民盟中央执委李公仆在昆明大兴街口被国民党特务枪击成重伤，于次日晨逝世。7 月 15 日，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在昆明演讲时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倒在讲台下。凶耗传到南京，周恩来极为愤慨，立即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举行记者招待会， 揭露国民党的法西斯罪行。7 月 25 日，著名教育学家民主人士陶行知因忧国优民，悲伤劳累过度而死。周恩来痛心疾首，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十多年来，陶先生一直跟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毫无保留地追随党走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接着，他又致电中共中央，提议中央责成各地下党组织，切实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和健康负责，在政治上要负责保护， 经济上要给予帮助，生活上要随时照顾。

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教授在抗战时期，对国民党所作所为非常不满， 说抗日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既不出力也不出钱，还大发国难财。对此，国民党恼羞成怒。将他逮捕。各界人士纷纷呼吁营救，周恩来为之积极奔走，当马寅初在狱中迎来 60 寿辰时，周恩来特意给他送去寿联祝贺，对联为“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此举令马寅初刻骨铭心。不久，蒋介石被迫释放了马寅初，但又将他软禁在家，并限定“三不准”，即不准任公职、不准教书、不准讲演和发表文章，使马寅初经济拈据，生活十分困难。周恩来便主动向马寅初约稿，指示《新华日报》全文刊载，如对他写的《中国工业化与民主》，就致送了最高稿酬。

由于他的许多观点受国民党新闻检查、阻挠，很多文章不能发表。于是周恩来又指示《新华日报》，对马寅初的文章全部接受，不论发表与否，一律给予优厚稿酬。解放后，马寅初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但是，由于他在 1957 年发表《新人口论》，遭到不公正的批评，康生还要把他划成“右派分子”， 只是由于周恩来极力保护，才得幸免。

1972 年， 90 岁高龄的马寅初患直肠癌，经周恩来亲自批示，妥善进行了手术，身体基本康复。而在此时，周恩来自

己也患了癌症，还派护理自己的医生前去看望马寅初。随后，

他又打电话询问马寅初服用什么药，还有什么要求，马寅初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此后，马寅初对家里人说：“在数十年交往中，周恩来是最得人心的共产党员，是最可信赖的，最值得尊敬的朋友。”

周恩来对朋友无不以诚相待，热情周到而打动人心。古耕虞是解放前在重庆经营出口猪鬃而闻名的“猪鬃大王”，但只做生意，在政治上对国共两党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团结更多的人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在重庆常邀请一些爱国民主人士聚会，有时也邀请一些民族工商业家参加，其中就有古耕虞。当时，猪鬃出

口不仅是战时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而且可以用来抵偿苏、美、英等国援华的贷款。可是，国民党官僚资本借抗战为名，对猪鬃进行垄断，古耕虞

甚为不满，发了一些牢骚。周恩来听后，一方面指出国民党的腐败和官僚资本掠夺人民的真相，另一方面又向他解释，猪鬃是苏、美、英急需的战略物资。国民党必须改变措施，不能垄断，让猪鬃商参加经营，并获取一定利润， 但要全力支持抗战，不能以此赚钱。经过这次谈话，以及他在《新华日报》上看到共产党主张“保护和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的政策后，认识到中国民族资本要存在和发展，必须靠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反帝爱国运动和民主革命的胜利，第三条道路是没有出路的。从此以后，他改变了对国共两党不偏不倚的立场，慢慢向共产党靠近。他说：“国民党把我向外推，而共产党把我往里拉，其代表人就是周恩来。”

1949 年全国解放后，古耕虞格外兴奋，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和自己的前途，就与人民政府签订协议，把自己开设的四川畜产品公司改为国营公司的组成部分，并接受委托在香港担任外销业务。以后，他担任了中国畜产品公司经理，继续与周恩来保持密切来往，为畜产品出口作了重要贡献。他在谈到自己的进步时，总是深情地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光辉成果， 也与周恩来总理对我的相遇又相识、引导和启发教育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