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起义明决断

1927 年 3 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与这次起义时机的选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周恩来作为这次起义

的总指挥，其坚决果断、细致周密、从容沉着、指挥若定，对起义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

1926 年 10 月和 1927 年 3 月，为了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上海工人两次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武装起义，在军阀孙传芳的镇压下都失败了。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紧接着便筹划第三次武装起义。为了使起义取得成功，在2 月 23 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的联席会议上，成立了以陈独秀、周思来

等 8 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并确定周恩来担任军委书记和武装起义的总指挥。

为了领导好这次起义，周恩来以其雷厉风行的作风，马上投入了起义前的准备。他认真总结了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教训，在于没有准备，在于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对此，他始终紧紧抓住两个要点：一是起义前，做好切实周密的准备工作；二是正确选择起义时机，在条件成熟时坚决果断地发动起义。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在 2 月 24 日召开的特委会上，周恩来在军事工作报告中，具体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状况，明确了起义的依靠力量，并提出军事准备工作的五项具体意见。随后，亲自到一些重点单位了解起义的准备情况，解决有关实际问题，如举办军事训练班， 培训武装起义骨干。当了解到工人纠察队人多枪少的矛盾十分突出时，使用“白皮红心”的计策，巧妙地解决这一问题。

当时，上海资本家正在组建武装保卫团，对参加保卫团的成员可以发制服、枪支和子弹。起初，朴素的工人不愿为资本家效力，周恩来启发大家： “我们现在缺什么？”“缺武器！”工人们回答。“对，我们打进去，就是为了把枪掌握在我们手里。”大家听了这番话，就派人参加进去。在起义后攻打北火车站的战斗中，参加保卫团的工人成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武装。

怎样选择发动起义的时机呢？特别会议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陈独秀最初提出“不宜太早”，认为要有两个标准：一是上海已没有驻兵；二是北伐军到松江后仍继续前进，或者等它到上海南郊的龙华。

周恩来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主张：“松江下，必可动，因毕（庶澄） 决不致再守上海，苏州下，也必可动，因他也不能孤守上海，同时他的兵队必有一部分溃散。”

最后，陈独秀接受了这个主张，确定只要周恩来所述的条件具体一个， 或“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就发动起义。

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周恩来密切注视北伐军的动向，想利用北伐军向上海进军所造成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声势，孤立和分化敌人，迅速夺取武装起义的胜利。

北伐军的动向，作为起义成败的重要客观条件之一，是必须予以重视的。上海工人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就是因为阴险的蒋介石得知起义后，立即下令已推进至浙江嘉兴的北伐军停顿下来，故意拖延对上海的进攻，使驻上海的军阀李宝亲能腾出手来，全力镇压起义工人，这是导致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

此时，蒋介石故伎重演。3 月 3 日，他给东路军总指挥发了一份密电， “我军如攻上海，至龙华、南翔、吴淞之线为止，军队以不越此线为妥。闻

某党有上海革命政府之组织，凡此类机关，应即勒令取消可也。”

东路军的何应钦和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根据蒋介石的密令，继续缓慢对上海进军，北伐军渐移于杭嘉湖一带，按兵不动。

周恩来利用他在国民党和黄埔军校的影响，想方设法与推进东南的北伐军取得联系，并派人通过关系直接向白崇禧报告上海工人罢工的意义，促其进兵。

3 月 20 日，北伐军前锋已秘密进抵距上海城区仅 15 公里的近郊龙华。这时，孙传芳的部队已全部撤往江北，驻守上海的奉鲁联军陷入一片混乱， 上海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的革命激情空前高涨。

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已经到来。

21 日晨，周恩来从白崇禧司令部一个军事人员的家信中得悉北伐军预定

20 日至 22 日到达上海的消息后，立即和赵世炎、罗亦农、汪寿华等负责人

进行研究，果断决定：当天中午 12 时举行同盟总罢工，并立即转为武装起义。周恩来指挥上海工人，经过连续。30 个小时的鏖战，终于取得了第三次

武装起义的胜利，解放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

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的辉煌篇章，也是世界工人阶级武装起义史上有数的成功范例之一。周恩来运势如神、果敢决断的风范， 将和这次起义一样，永远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