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民主人士如家里人

民主人士是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重要支持者。周恩来经常同他们交谈，阐明共产党的政策，从而把一大批民主人士团结在共产党周围。

1963 年元旦，当时担任政协主席的周恩来，在政协礼堂主持新年团拜

会，招待在京 70 岁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和参事室的老人，同时为沈钩儒等人集体祝寿。他举杯对沈钧儒说：“沈钧儒老人今年 90 岁，我们向他祝寿，沈老是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他已为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沈钧儒听后十分激动， 举杯祝酒：“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感谢周总理对我的亲切关怀。”

沈钧儒出身于封建家庭，科举出身，是个大文人，但他一生追求真理， 要求进步，从大革命时期起就和共产党合作。九一八事变后，他与邹韬奋等人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对敌经济绝交”、“释放一切政治犯”等项主张，但遇到国民党的残酷迫害。 1936 年 11 月，他

与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等 7 人被捕人狱。西安事变后，周恩来提出释放沈钧儒等爱国领袖，他们从苏州出狱。在南京的一次茶话会上，他第一次见到了神交已久的周恩来，感到格外亲切。两人谈话十分投机，如故人重逢。

武汉沦陷后，沈钧儒同周恩来都到了重庆，交往更加密切。抗战胜利后， 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迁南京梅园新村办公。当时沈钧儒住在上海，经常往返于京沪之间，与周恩来一起分析形势，谈论工作，研究斗争对策。

不久，国共和谈破裂，周恩来奉令返回延安。临行前，他把中央代表团在上海、南京等地办事处的住房委托民主人士代管，亲自把钥匙交给沈钧儒， 还将放在马思南路中共代表团客厅里的一件配有木架、玻璃罩的淡绿色瓷瓶赠给他，以表达对他的谢意。

新中国成立后，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可惜，在 1963 年元旦宴会后，突然患急性气管炎，于同年 6 月逝世。

周恩来为人厚道，待人宽容。认为朋友之间最珍贵的赠品是原谅与宽恕。他对党外犯错误的朋友，总是耐心帮助，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使犯错误的人口服心服，增强克服错误和做好工作的信心，例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是周恩来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老朋友，四一二政变后，于右任却追随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尽管如此，周恩来并没有嫌弃他。抗战时期，两人在重庆相见， 周恩来多次到他家里拜访和交谈，并且要屈武以亲戚关系留在他身边，对他起好的影响，还请他为《新华日报》写刊头。

解放战争时期，于右任又随蒋介石去了台湾，但他的妻子高仲林仍留在西安。1961 年农历二月初九，是高仲林的 80 寿辰。于右任给香港好友吴季玉的信中说：“今年是我妻 80 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她的生日一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恰好章士钊到香港探亲，吴季玉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章士钊从香港回来后，写信把此事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要国务院秘书长罗青长将此信转给屈武，要屈武以女婿的名义到西安去为于夫人祝寿。屈武一算，寿辰已过了一个星期，但按陕西风俗可以补寿。于是屈武带着儿子、儿媳等一行四人到西安祝寿。

屈武在西安转达了周恩来对老寿星的关怀，事后，又打算把西安祝寿的情况告诉于右任，并把祝寿照片寄去。屈武感到信不好写，如果写上周恩来的真实姓名，于右任在台北定遭祸害，便去请教邵力子。邵力子想了想说： “有办法了，你写信时把对周恩来的称谓，改成濂溪先生就行了。”在重庆时，于右任曾称周恩来为濂溪先生。于右任在台北接到屈武的信，高兴极了， 感动得热泪盈眶，连声说：“濂溪先生那样忙，还没有忘记者朽啊！”并传话给屈武，一定要代他向濂溪先生表示诚挚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