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社会主义要转变得自然

建国之初，周恩来即开始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探索。因为从这时候起， 社会主义在我国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提上议事日程的重大实践问题。

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周恩来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的经济部分规定，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

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要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一规定，便保证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新民主主义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对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和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共同纲领》规定，人民政府实行优待和扶助其发展的政策，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他告诉人们：“按照

《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 从 1949 年到 1952 年的社会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1949 年，国营企业和私

营企业的产值比重是公 4 私 6；到 1952 年底则变为公 6 私 4。这个趋势，说明了我国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

周恩来还认为，“实现社会主义要有一定条件的”。没收资产阶级的企业，去掉资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做法。而“我们中国有所不同”，“中国的经济是落后的，要实现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还需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要发挥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让它的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使我们的经济能更快地发展。”他告诉人们：社会主义是依社会发展中必然的规律实现的，生产发展不起来，用逼的办法，也逼不出社会主义来。

周恩来主张，进入社会主义，要转变得自然，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水到渠成”。对于改造个体农业经济，实行农业集体化，周恩来说，不能过急，一急就会出乱子，“苏联 1929 年搞集体农庄，犯了一下急性病，便垮了”，应当引为鉴戒。

虽然周恩来再三告诫全党，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单纯地追求生产关系的变革；只有不仅在生产关系方面基本上实现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在生产力方面实现国家工业化，才能进入社会主义，但是，从 1955 年反对右倾保守，反对“小脚女人走路”以后，便逐步发

生了片面地追求生产关系变革的倾向。到 1958 年，全党在指导思想上不顾当时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的实际情况，一再强调小社并大社的优越性，大力宣传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尤其是《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更认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在此后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要点》中又写道：“这次决议草案，⋯⋯把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过程，同人民公社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电气化、机械化的过程，加以分开。⋯⋯过渡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不以实现高度的工业化和农业电气化、机械化为前提。”

这种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盲目求纯求快，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的思想和做法，周恩来是不同意的。早在 1957 年 4 月，他在国务

院全体会议第 44 次会议上，就曾经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存在的问题说：“大煤矿国家开办，小的，合作社、私人都可以开。⋯⋯搞个具体办法，把过去的规定改一下，这样有好处。”他还指出：“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 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工业、农业、手工业均可采取这个办法。我看除了铁路不好办外，其他的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如三轮车、摊贩等均可采取自负盈亏的办法。有些私人办的小学，也可以让其办下去。大概工农商

学兵除兵外，每行都可以来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文化也可搞一点，这样才可百家争鸣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1961 年 9 月，他在同外宾谈话时又说：“在生产关系方面，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有两种所有制，后期才有一种所有制。所谓两种所有制，一种是全民所有制⋯⋯第二种是集体所有制，⋯⋯除这两种主要的所有制外，还有第三种补充性质的个人所有制，如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和个人诊所。”他甚至认为，将来城市和乡村的界线没有了，农业和工业的界限没有了，“那时候在所有制方面也可能保留极少数的个人所有制，但只是极少数， 不起决定作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不正是周恩来 30 年来一直孜孜以求的吗？如果社会主义建设一开始就按照他的这些富有远见的思想去做，我们的社会主义肯定会是另一番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