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补救

周恩来坚持不懈地保护人才，但当时的局面并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仍有不少人惨遭不白之冤，甚至被迫害至死，周恩来对此深感不安。对受迫害的同志，周恩来不仅尽量采取措施，纠正冤案，还从心灵上予以抚慰。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1947 年去美国深造， 1951 年返回祖国，艺术上已是炉火纯青。正当她满怀希望和期待，准备把知识和艺术奉献给祖国时， 不幸的事发生了， 1957 年她被划为“右派分子”。她因此蒙受政治耻辱和各种可怕后果，被中央歌剧院除名，下放到哈尔滨劳动。

周恩来听说了她的遭遇，认为她对剧院工作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不能借此无限上纲，便指示给她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还在 1962 年请她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周恩来当时任全国政协主席，会议期间出席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舞会。张权在旧友的一再推举下，登台唱了一首《绣荷包》。这是她遭受不幸离开北后第一次演唱，一曲刚终，周恩来带头鼓掌，并请她跳舞，详细询问了她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说：“你调离北京，我不知道，在东北生活习惯吗？不习惯就还是回来吧。”

歌唱家重返艺坛后，再次应邀到北京举行音乐会。有一回，当她唱完第二支歌，欠身向观众致意时，周恩来从观众席上站起身来。大家的眼光全集中在总理身上。他端着一杯茶，走向舞台，递给歌唱家。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这个特殊表示，意在医治一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艺术家的心灵创伤。

接着，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张权又遭横祸，被打成“特务”和音乐界的“反动学术权威”，隔离审查，失去了行动自由，受到肆意凌辱，腰椎骨盆也跌伤了。但在这个时期，张权从不怀疑真正代表党和政府的是周恩来， 而不是林彪、江青一伙。这一信念给她勇气，“四人帮”垮台后，她得到彻底平反，又回到阳光普照的新时代。

周恩来的另一个补救办法是，请老干部和知名人士参加各种纪念活动， 第二天名字见报，说明他们没有被打倒，或已经得到“解放”。

1966 年 11 月，在那样紧张的局势下，周恩来还领导筹备孙中山一百周年诞辰纪念活动。章士钊、邵力子等都参加了筹委会，并请宋庆龄在大会上讲话。这年国庆节，一大批高级民主人士仍被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使他们感到共产党的政策没有变，还在与他们合作共事。

1967 年八一建军节，除了与林彪关系密切的那些人以外，谁也无法在 24 小时之前知道自己能否去人民大会堂庆祝建军节。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在那年 7 月 31 日上午还是靠边站的。在招待会开始前两小时，叶剑英元帅突然来到他的住所，向他传达周恩来的通知：准备出席招待会。但去时又受到林彪一伙的阻挠，一小时之后，周恩来打来电话，说此事已经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对徐向前和其他几位受攻击的军委高级干部一道去参加招待会，周恩来还特别交待，要选定好行车路线，保证他们在路上不致被人劫车。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抓住时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千方百计为广大老干部的“解放”和重新工作创造条件。尤其是力促“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出来工作，这样势必会带动一大批干部的“解放”。

然而，批“极左”受到了“四人帮”的诘难，被迫中断。但是周思来仍在继续坚持肃清“极左”思潮流毒的工作，解除了一大批受迫害的老干部的审查和囚禁，指示治疗他们的疾病，使他们复出或复职。这些工作，成为周思来这时工作的重心。

1973 年 3 月，周思来亲自写报告给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情况。3 月 10 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邓小平复职一事终成事实，心力交瘁的周恩来这时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可见，解决邓小平问题在周恩来心中曾占有何等特殊的重要位置。

1974 年 12 月，已重病在身的周恩来，离开 305 医院，飞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这次毛泽东严厉批评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

并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根据商定提议的人事安排，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军委副主席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同意。周恩来在有生之年终于安排好了接班人，他说：“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方针。”历史证明了周恩来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