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冒进的指标必须“压一压”

从新中国成立的那天起，周恩来就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是一个苦苦求索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灵魂或精髓，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实事求是。

1953 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

线和总任务，是要在 10 年到 15 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

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在 1956 年 1

月，北京市就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各界 20 多万人的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

会。此后，全国各大城市和 50 多个中等城市也纷纷宣布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使党的主要领导人开始脱离中国国情，提出不切实际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设想。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农业十七条》就确立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规定到 1967 年粮食年产量达到 1 万亿斤。

不久，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继续在各项工作

中反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1956 年 1 月初，一个包括内容更广泛，数量指标更高的《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出台了。它要求粮食、棉花的产量每年应分别以 8％、10％以上的速度递增，从而保证到1967 年分别达到 1 万亿斤和 1 万亿担（1981 年，国务院有关部门设想我国粮

食生产的中、长期目标： 1990 年达到 8200 亿斤，2000 年达到 9600 亿斤，

由此可见《农业 40 条》所确定的战略目标是何等的脱离实际）。

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立即在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中引起连锁反应，催逼着它们必须相应地修改 1955 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所确定的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并据此编制整个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这时，中央各部门专业会议又在“提前实现工业化”口号的鼓动下，纷纷要求把远景计划所规定的 8 年至 12 年的任务，提前到了 3 年至 5 年内完成。

面对严峻的事实，在冷静的理性思考与周密的科学计算中，周恩来敏锐地觉察到党内已经滋生急躁冒进倾向。他告诫全党：“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周恩来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也“只是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因为工业化“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而只有实现工业化后，三大改造的成果才能真正巩固。“没有工业化，农业既使合作化了，也不巩固。手工业也是如此。”而要“建成社会主义就要消灭剥削贫困”。他还说：“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如果现在就宣布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人们会失望地感觉到，哦，“原来社会主义就是这样？”其实，现在我们“只是开始进入社会主义”。

1956 年 2 月，周恩来和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长李先念一起，着手研究解决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存在的冒进问题。他指出：既然现在已经存在“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现象”，各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那么，计委、财政部对计划要“压一压”。由于实施了“压一压”的方针，对严重脱离物资供需实际，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指标，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削减，周恩来对这次会议称之为“二月促退会议”。

1953 年、 1956 年两度出现的冒进，使周恩来的思想认识由防止冒进深化到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冒进。他认为，只要摸清了实际情况，就“要敢于抗大流”。鉴于毛泽东一再强调反保守、反右倾，周恩来提出，如同在政治上为确保正确方向的健康发展，需要坚持同“左”、右两个极端作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样，为确保经济工作的健康发展，也须同保守与冒进两个极端作两条路线的斗争，坚持有什么倾向反什么倾向。他这样提出问题，其主要用意还是反冒进，实质是要为反冒进争得合法地位。

由于周恩来的种种努力，国务院向全国人大会议提出的报告写上了急躁冒进是建设中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并为 1956 年 6 月召开的第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所接受。反冒进开始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视。

反冒进的斗争实践，经济建设的现实情况，促使周恩来对中国国情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对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初步的理性总结。他分析中国国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既看到我国经济建设的种种有利因素，充分考虑有利

因素对加快建设速度能够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敢于正视不利因素的存在，认真分析不利因素对建设速度所产生的制约作用。他认为，中国经济建设速度应当高于资本主义国家，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所决定的，又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所需要的，同时也是可能的，但是正因为中国贫穷落后，因此要赶上发达国家，还需要作出长期努力。他还引用马克思的话说：“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确定建设速度，“必须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除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质等其他条件。”

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干快上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全国高指标、高速度蔚然成风。而周恩来却能“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敢于对高指标“压一压”，坚决“促退”，正是周恩来清醒的理智、过人的胆识和实事求是、科学决策的精神的体现，也是周恩来管理艺术的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