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极“左”，力挽狂澜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局性的“左”倾错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周恩来正确地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主张，并在实际工作中，设法尽量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努力消除极左思潮造成的严重恶果。

早在 1967 年，周恩来就反对极左思潮。1968 年，他又提出“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1970 年 6 月，他指出：“防保守，排极左，仍是当前主要任务。”9 月，他针对出版工作中存在的极左偏差，提出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因人废言”。1971 年 3 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他重申批极左思潮的问题，批评了“破坏纪律，无政府主义泛滥，只有自由，没有集中，为所欲为”，“自由主义是右的，但形式上是以极左出现的”，“否定一切，这也是极左思潮”。

林彪集团覆灭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从而为全面展开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创造了一定条件。

首先，着手批判经济领域的极左思潮，整顿和加强工业企业管理，重申正确的农村经济政策。从 1971 年底开始，周恩来在一系列相继召开的全国性专业会议上，强调了批评极左重要性，并针对受林彪鼓吹“突出政治”的影响而普遍存在的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倾向，批评极左思潮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批判林彪一伙自立政策，自成体系，搞独立王国，破坏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如：挑起资产阶级派性，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在农村强迫扩社并队，没收自留地，破坏家庭副业， 搞“一平二调”；在城镇“割资本主义尾巴”等。针对企业管理混乱的状况， 他提出要整顿，国务院起草了《1972 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接着，国家计委又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尽管这两个文稿因张春桥作梗而未能作为正式文件下发，但文件的精神通过代表们讨论和传达，对实际工作仍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他还要求各级干部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使政治挂帅落实到业务上。对农业问题，他强调必须贯彻执行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政策；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政策，并提出不能把政策允许范围内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批判。由于各项经济政策的实施，被严重破坏的经济形势出现了转机。1972 年工农业总产值达 3640 亿元，比上年增长 4.5％， 1973 年工农业总产值达

3960 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9.2％。

其次，批判干部政策上的极左思潮，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为遭受打击和迫害的部分领导干部平反昭雪，安排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妄图把老干部统统打倒，为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扫清障碍。周恩来认为：“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1972 年 4 月 24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他审查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经过长期革命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此后，部分遭受打击和迫害的领导干部的冤案开始得以平反，朱德、邓小平、陈云、谭震林、王震等恢复了工作，贺龙恢复了名誉，还有一大批下放劳动和“靠边站”的原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重返领导岗

位。

再次，在外交领域里力排极左思潮的干扰，制定和贯彻正确的外交方针， 使我国的外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1971 年 10 月 25 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席位。1972 年 2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了《联合公报》，开辟了中美关系的新前景。9 月，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是卓有成效的，江青集团对此十分仇视，把批判极左思潮和落实各项政策，诬蔑为“右倾回潮”，扣上“复辟”的帽子。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错误地支持批判“极右”，这样，极左思潮批不下去了。尽管如此，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尽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虽说是亡羊补牢，也多少挽回了一些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