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愧为“周”总理

建国之初，有人问周恩来：“你为什么不做些理论方面的工作？”周恩来回答：“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我多管些这类事，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考虑更大的问题。”他认为， 毛泽东是管战略的，

自己是搞战术的，宁愿把时间花在建设性的劳动上，从真实可见的成绩中也能得到满足。他乐于当一个好管家，每天为各种事务绞尽脑汁，第二天又像一位刚度假归来的人，精力充沛地处理新问题，即使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堆乱麻，也能从中理出头绪来。

他爱算账，他的工业秘书顾明说：“他的数学基础很好，心算速度又快又准。50 年代还没有电子计算器，他算起百分比来，比我们用计算尺和手摇计算机还快。”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每一个数字他都要过问，每个重要的百分比都要核实。有些人以为那不过是他的一种习惯，却不知爱算账是他在决策中寻找最能切合中国实际的途径。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党内兴起一股强调算“政治账”的风气，鄙视算“经济账”。周恩来仍然坚持算“经济账”，特别是对几亿人的吃饭问题， 更马虎不得。他外出视察，有时步行十几里，还蹲在田头数麦穗和谷粒，那些所谓的农业“高产卫星”，休想瞒过他的眼睛，对各地报来的汇总后达 1.05

万亿斤的粮食总产量，他大大地打了折扣，后来落实是 4000 亿斤。

对于全民大炼钢铁，他也泼了一些冷水，有一次，四川省委工业书记陈刚向他汇报：冬天到了，还有几百万人在山上，怎么办？周恩来又按老习惯算了一笔账：多在山上呆一天，几百万人要花掉许多的粮食、煤炭和资金， 又炼不出几吨像样的钢铁，应该立即撤下山来。为了掌握基层的第一手资料， 他还打算亲自在北京一个郊县兼县长，只是由于中央没有同意才作罢。

周恩来不仅重视对数据的了解和掌握，尤其重视数据的准确性，铁道部曾提出了一个 1960——1962 年修建小铁路的补充计划，他细心审阅后，发现

表中列出三年要修 35 万公里的小铁路根本不可能，立即把铁道部长找来查

问，原来是掉了一个小数点，把 3.5 万公里写成 35 万公里，即使是 3.5 万公里，也已经够浮夸了，他严肃地批评了铁道部。

通过算帐，他在制定计划时强调综合平衡，使各项指标符合实际。例如， 在制定二五计划时，他推算五年的国民收入可达 4000 亿元，按积累率 25％ 计算，基本建设投资应控制在 1000 亿元以内。可是，这个计划刚出来，就被

“大跃进”的浪潮冲掉了，前两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就超过了 1000 亿元，致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不得不花五年时间进行经济大调整。

算账要做到数量适中，不能满打满算，必须瞻前顾后，留有余地。在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三五计划最后一年的钢产量应达到 3000 万吨时，他认为将指

标定在 2000—2500 万吨之间为好，“因为定在 3000 万吨，其他方面也要跟上去，如果跟不上去，就等于两脚悬空了。脚底乱了，就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影响，结果还得下来。”这些话被他言中了，对一些当时听不进意见的人来说，事后才觉得周恩来考虑问题周到，不愧为“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