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倾并非比右倾好

“左”比右好，宁左勿右，越“左”越革命，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普遍存在着的一种错误倾向。实际上，“左”倾影响一点不比右倾好， “左”倾的危害一点不比右倾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如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是这样。中共党史上，受“左”倾思想的困扰，无论时间之长，还是危害之大，都远远超过右倾思想。如何正确对待“左”倾和右倾思想，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之一，周恩来就是党内第一个明确主张既反右倾又反“左”倾的人，早在 1930 年 9 月，他就得出了“左”倾并非“比右倾好些”的结论。

周恩来对“左”倾和右倾的正确认识，是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1928 年的中共六大以后，李立三和周恩来实际主持中央工作。当时的情况非常复杂，六大并未完全肃清的党内“左”倾思想，而且在革命出现某些有利形势的刺激下，“左”倾正在抬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 也发生了严重的“左”倾偏差，集中表现为提出“第三时期”理论和 1929

年给中共的以反右倾为中心的 4 封指示信，致使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策略大幅度地“左”摆；一些地方党组织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确实存在着悲观失望、畏缩动摇的右倾思想；而特别严重的是，当时还面临着与陈托取消派的斗争。

这些情况极大地干扰着中共中央对形势的枯量和对党内反倾向斗争重心的正确判断和决策，使得周恩来认为“右倾的危险绝不仅是继续着党内机会主义的残余而复活，他更有现实环境之不可轻视的基础”，从而认为共产国际反右倾指示的“正确”和有“必要”执行。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并没有简单地照搬照抄共产国际关于反右的指示，而是尽可能地根据当时党内存在的各种倾向， 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反对右倾的同时，也没有放松对党内“左”倾思想的批判。他既强调要“克服目前党内正在发展的右倾特别危险”，又指出： “假使以为左倾的错误已经完全肃清，那便等于容许这左倾的残余在党内存在，于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也同样要有危害。”

与此同时，作为中共中央另一主要负责人的李立三，却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认为国内军阀混战的有利形势，加上红军的初步发展和党在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使得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

起义，各中心城市更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性革命高潮。他预言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且在他看来，革命高潮就是直接革命形势，因而迫不及待地准备武装暴动。1930 年，他制定了一个“打下南昌， 夺取长沙，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庞大起义计划，命令各地红军进攻附近的中心城市。结果各路红军进攻相继受挫，损失惨重。

与李立三相比，周思来对革命形势的估量则比较客观和冷静，对李立三明显的“左”倾冒险主义待怀疑和批评态度。他认为：斗争前途的开展走向革命的高潮，但斗争是一步一步地开展，一步一步走向革命的高潮，而不能怀过高的幻想，以后就是革命高潮的前夜。同时，他坚持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有区别的，认为现在已经有了新的革命高潮，但还不是可以实行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他一再强调：在反对主要危险右倾的同时，必须反对不计后果的“左”倾蛮干，在采取革命行动时必须慎重。1929 年 11 月， 他在为中央政治局起草的中共致驻共产国际的信中说：党内右倾危险依然存在，“但这并不是说左倾便不危险了”。

1930 年 7 月，他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和精神，着手纠正李立三的“左” 倾错误。9 月上旬，他连续为中共中央起草了 3 封致长江局的指示信，明确指出：“在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你们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应坚决反对这一观念：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在只怕右倾不怕左倾。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 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由此，他得出了“左”倾并非“比右倾好些”的正确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