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心算比手摇计算机还快

善于算经济帐，是经济建设的领导者必须具备的本领。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周恩来最重视数据，最爱算帐。

前两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周恩来都参加了。计划中几乎每一个数字，他都要过问，每一个重要的百分比，他都亲自核实，有些错误和不实的数字往往是他发现并纠正的。审定这样大的计划，工作量相当大，有的同志疲劳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可是周恩来仍然精神饱满，毫无倦容。他很喜欢研究经济计划，经常参考世界各国经济资料和统计数字作比较，对计划指标一项一项计算百分比的变化，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并直接参与了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制定的顾明回忆：周恩来的“数学基础很好，心算又快又准， 50 年代还没有电子计算器，有时他算起百分比来，比我们用计算尺和手摇计算机还快！”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党内兴起一股强调算“政治帐”的风气，鄙夷算“经济帐”，开经济会议不让业务专家参加。但周恩来强调管理经济就要算帐，熟悉各种统计数字，听专家的意见。周恩来还要求他身边工作的同志熟记各种统计数字，要求他们开会时要带上国内外统计手册，随时准备被询问。1973 年一位计委负责人提出在计委建一个全国性电子计算机网络作为计划统计计算中心的建议。这个建议马上得到周恩来的批准，可见他对数据多么重视。现在，由计委筹建的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已初具规模，这是我国经济领域里第一个开始运用现代电子计算机的系统工程。

周恩来算帐，走到哪算到哪。1958 年 4 月，他来到河南陕县大营农业社视察。一下火车，他就健步走向杨树下的棉田。他仔细地观察社员们剔苗， 并询问苗间的距离，计算一亩地有多少株，还蹲下来和大家一起间苗、定苗。接着，他又来到麦田旁，看到齐刷刷的麦子，连声称赞长得好。他还抽一颗麦穗数了数有 40 多粒，又问一亩地是不是有 120 万株。他就这样步行十三、四里路，边走边看边算。

由于周恩来胸中有“数”，那些浮夸的数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 休想瞒得过他的眼睛。1958 年，粮食“放卫星”，稻子亩产 4 万多斤。周恩来在市郊区亲自看了一块挂牌亩产 10 万斤的高产稻田，田亩上空，像灯光球场一样，电灯通明，加强光照，旁边用鼓风机通风，实际上是十几亩的稻子移在一亩地里。周恩来看了以后心情沉重，因为有外宾在场，没有直接批评。

这期间，“大办钢铁”也到处“放卫星”，河南新乡市竟放出生产生铁102 万吨的高产“卫星”。周恩来根本不相信这是事实，严肃地问：“这可能吗？”陪同他的工作人员按照他的习惯立即算出一笔帐来，说，我们在鞍钢，每炼一吨生铁，贫矿要 3.4 吨，炼焦用煤要 2.3 吨，加上石灰石、辅助

材料等要 10 多吨，炼 102 万吨生铁，就要 1000 多万吨运输量，怎么可能呢？ 由于“胸中有数”，周恩来作出的决策大都稳妥可靠，失误不多。对于

已作出的错误决策，也能早发现、早纠正。1955 年上半年开始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由于反对右倾保守，二五计划的第一、第二方案的指标都订得很高， 并在 4 月份被中央认可。7 月初，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磋商编制一个符合实际的新方案。周恩来在会上说：“第一方案冒进了”，第二方案“也

是不可靠的”，“危险的”。他以农业为例指出，虽然合作化后农业生产的“积极因素增加了，但消极因素并没有减少”。“水、旱、虫灾总要起作用”， 它们天天都在管着农业生产。因此，农业生产在二五计划期间也会有丰年、平年和歉年，故粮食生产每年很难以 6％以上的速度递增。农业生产指标“算高了，农业税、轻工业利润、基本建设投资和财政预算等一系列数字都受到影响”。在工业生产指标问题上，周恩来明确表示不同意把钢产量看作是衡量国家工业化的唯一尺度，批评了片面发展钢铁生产的错误观念和做法。他指出，钢铁生产要少一些，煤炭生产指标、基本建设投资相应地“都可以少些了”。在这些思想指导下，周恩来亲自主持把二五计划的各项指标都订到比较符合实际的水平之上。

对经济建设进行数量分析，是进行正确决策的基本前提。周恩来作为一个高明的决策者，无论做什么事都能做到“胸中有数”，这是他管理艺术的独到之处。后来，毛泽东也深有体会地说：“1956 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